在我的老家东北,父母们会毫不遮掩地在孩子面前吵架,孩子对此也是习以为常,要么回屋继续写作业,要么就像看电视剧那样,看爸爸妈妈动粗。可是在美国,父母即使是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都会被剥夺监护权,老王和他的妻子,竟然还当着孩子面,用肢体点燃对彼此的仇恨。
“警察想知道你们吵架时孩子在干啥,这事儿你不能瞎说,美国法律往死里收拾这个。这关系到以后孩子的监护权。”我偷偷嘱咐道。
自从和简在一起以后,我用汉语的机会就更少了,偶尔讲两句,也夹了英文单词,不伦不类的。电话里,老王的东北话唤起了我的乡音,作为翻译,我早就越权了,可我却说不清自己为何要帮他。
沉默数秒,“儿子当时在卧室睡觉,啥都没听见。”
听了我的翻译,简叫道:“见鬼吧你们!上次跟你去中国,你家人当着你,还有我的面吵!”
我慌忙捂住了手机,因为这个电话可能是老王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电话了。打完这个电话,他可能会坐牢,也可能会失去儿子。一个毫无理智的念头瞬时占据了我的心:跟交往一年多的简相比,我更在乎这位素未谋面的老乡。
“好的,我会和负责问询他妻子的警官核对,然后由你来把我们的决定通知给这位丈夫。”托德想必对案情已有了判断,他的声音开始透出午夜应有的疲惫。
“警察要怎么处理?我儿子怎么办?”老王接过手机问,“他们会信谁呢?她先报的警,她还讲他们的鸟语。公平么?”
“应该没事儿,美国警察基本按规章办事。”我安慰道。
“规章也是他们的规章,对不对?”老王的话,我无言以对。
“你跟他说什么呢?你只是给警方做翻译的吧?”简越发愤怒了,恨不得把手机抢下来,“看着吧,他们会抓住那个混账的!”
电话那头传来几声嘶喊,是汉语,老王和他妻子。没等我听清,托德和其他警官就阻止了他们。那个“想留在美国想疯了”的女教授开始后悔了么?
“喂,你在么?”托德给出最后决定,简也屏住呼吸听,“告诉那个丈夫,他今晚会被监禁,现在就跟我们走。明天上午我们带他回来取衣物行李。他有权保持沉默,但他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审问前他有权与律师谈话,受审时有权让律师在场,如果他无法聘请律师,法庭将为他指定一位律师。你都听清楚了么?”
“听清楚了。”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没法用它组织语言。
“好样的托德,你们干得漂亮!”简对着手机竖起大拇指。
“依据他们的法律,你今晚会被带到监狱。明天带你回来取行李,花点钱,找个好使的律师,不用怕。”这是我能想到的给老王最好的翻译了。
“我他妈就这么坐牢了?在美国坐牢?”他一时难以接受。
“就是监禁,拘留一下。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国家,得守他们那套规矩。”
“我儿子呢?”
托德说,这个七岁的男孩会被转移到一个政府办的领养所,因为“他的监护人在他面前使用暴力”。
电话那头,老王在骂,女教授在哭,不出声响的反倒是他们的儿子。三口之家瞬间瓦解,简在旁边点着头。
“谢谢你,哥们,”该收工了,托德的疲惫中透着满意。“也谢谢简。那家伙已经坐上警车了。祝你们晚安!”
5
第二天,简起得很早,她要给班里过生日的两个孩子烤蛋糕。黑色巧克力蛋糕给黑人男孩Ricky,白色奶油蛋糕给白人女孩Mandy,摆在烤盘里,活像太极图。
我昏沉沉地给自己煎着鸡蛋,想着简肯定会跟她的美国同事大讲特讲。冰箱上贴了一张简班上的集体照,十六个孩子,我仔细数着,有九个白的,六个黑的,只有一个黄的。那个黄的,就是曾挡在爸爸和妈妈中间的那个男孩。
一整天,我都无法专心备课,想给托德打电话问问那中国人怎么样,却知道自己不该问。打开本地报纸,没有任何相关消息,想想也是:一个中国男人揍了他的中国老婆,一个中国男孩进了领养所,谁会在乎呢?
混到下午五点下班,我去了中国学生和学者聚居的公寓小区。
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住在这里。这儿有隔音效果极差的木质小房,一东一西两间公共的洗衣房,阳台上晾晒着贴身衣物,每月只要六百美元的租金……
到了第二年,为了逼迫自己提高英语水平,我搬出去找美国人当室友。一晃五年过去了,毕业,工作,和简交往,我差不多要把这个小区彻底遗忘了。
三三两两的中国老人在小区里散步,低语,用着天南海北的中国话。东洗衣房前的一小块空地上,几个黄皮肤的男孩儿挥舞着紫色的塑料棍,嬉戏玩耍。那是荧光剑,电影《星球大战》里的道具,在美国家喻户晓。
我下车问他们:“你们有谁认识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吗?”他们停下,疑惑地看着我。
“Do you guys know a boy with Wang as his last name?”(你们知道一个姓王的男孩么?)
“Nope.”(不知道)男孩们一起摇头。他们听不懂中文。
小区里,美式小房的门牌号已排到了三位数,但全是按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我继续开车转着,想窥探出昨夜警车到底停在了谁家的门前。可是每家门前都那么静谧,邮箱的影子被阳光拉成一个令人舒服的角度,我降下车窗,中餐特有的炊香传了进来。
回到家,简已经健身回来了。“中国女人撤回了昨夜所有的指控,那个男的,那个混账,被放了出来。”她说。
“孩子呢?”
“不知道,收容所那边找了儿童心理医生,得看他们的报告。”简往冰箱上贴她和小寿星的合照,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放过那个混账?”
中国人到底怎么想的?我实在没法告诉她,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一个星期后,我就正式往国内投简历,并和简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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