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年，我曾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诸多角落：赞比亚的卢布韦平原、乌干达托罗罗的乡村，让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约翰内斯堡，湿热的达累斯萨拉姆，凉爽怡人的基加利……我在那里追逐中国工人和投资者的踪迹。但我一直在寻觅去刚果金的机会。去刚果金!这国名就让人感觉高深莫测。这片雨林同样提供了非洲历史上最丰饶的苦难，至今依然在暴力和无序中挣扎。但是，这并没有挡住中国人全球化的步伐。我所见的每个中国人，无论是在叛军出没的丛林里淘金的湖南人，还是在金沙萨贫民窟里卖小商品的福清农民，或者在战争中适应全球化生意规则的甘肃老板，无一不是全球化时代最大胆的中国人。连一向形象保守的中国国有企业也不能免俗。
旱季临近尾声，我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Dar es Salaam)弃船登岸，像突然被扣到冒着热气的蒸笼里，赤道阳光令人眩晕，我心情败坏，顾此失彼。
如果不是偶然撞到了这个城市最隐秘的一面——这也正是我2015年在非洲大陆奔波捕捉的对象——我宁愿在凉爽的印度洋上游荡，永远忽略达累斯萨拉姆港。
那是两周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卢旺达西部山地，我坐在舒适的旅行大巴里休息，大巴在群山间七弯八拐，窗外苍绿的咖啡种植园和茶园赏心悦目，火山不时掠过，在绿色的尽头冒着白烟。
大巴终点是吉塞尼(Gisenyi)——这是卢旺达即首都基加利(Kigali)之后的第二大城市，我在此过境，是准备去它对面的糟糕邻居——100万人口的刚果金城市勾马。
越接近吉塞尼，我越紧张。我并非担心那被战地记者渲染过的混乱——因为我对安全并没太高期许，反而，不确定性才是焦虑的源头。此行甚至能否到达勾马，我也不能确定——我揣着一张过期的签证。两天前，在基加利的刚果金使馆，我还没来得及行贿，护照就被签证官从窗口扔出去了。
我试图向大巴乘客打听边境的情况，发现卢旺达人依旧在语言的缝隙里挣扎——卢旺达官方正在学校里推广英语，三年前，因与法国不睦，英语取代法语成为教学语言，但普通民众仍继续使用法语。
谢天谢地，塞巴斯蒂安救了我。他是大巴里唯一能听懂我的人。
“我叫塞巴斯蒂安，坦桑尼亚人。”他介绍自己。
“太棒了，我刚去过达累斯萨拉姆。”
“真的吗?我也是三天之前过来的。”
塞巴斯蒂安25岁，拥有本科学历，身高175厘米，有着长跑运动员一般的身材，他的故乡在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阿鲁沙(Arusha)——在那里可眺望到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一切让人羡慕，除了他的职业。
“没签证能去勾马吗?”我问他。
“没事的。我也没有签证，20美元就能搞定。”他满不在乎，“你来自哪里?”
“中国，我生活在北京。”
“为什么要去勾马?”
我拍了拍自己的登山包，“去看火山。你呢，你们坦桑尼亚人为什么来这里?”
他没有回答我。几分钟后，他挪到我左手边的座椅上，没有征兆地从裤兜里摸索出一团皱巴巴的卫生纸，揭开，十几颗红色、绿色、紫色的石头露出来。仿佛一个瞬间建成的宝石国际交易市场。
塞巴斯蒂安正在兜售宝石(作者供图)
他给我细数颜色各异宝石的名称和价格。“一克原石，在吉塞尼，一般以15美金出售。经过加工后，可以打造成项链和戒指。在北京，听说可以卖到100美元。”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对“北京”如此着迷。“我们的顾客都在北京和曼谷，”他自信地判断，“没有谁来勾马旅行过。我见到的中国人都是过来做生意的。你愿意出多少钱?”
我再次提醒他我的登山包。他不为所动，劝说这可是天上掉馅饼。
可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他的故事，谁愿意带着一堆宝石前往全世界风险最高的地区呢?他叹了口气，很惋惜，“你对宝石真的什么都不懂啊。”
不知道是想继续劝我，还是打发旅行的无聊，他讲了这些宝石的来历。那有我熟悉的北京，去过的达累斯萨拉姆，将去的勾马。这简直就是为我这样的背包客，不，记者量身定制。我一直在此地搜寻的，就是能将北京和非洲联系在一起的线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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