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样的想法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人对泛型语句的理解。我们之所以认同和接受“鸡下蛋”,归根结底并不是由于下蛋的鸡很多——这个世界上的母鸡一定比下蛋的鸡更多,因为所有母鸡都下蛋,而反之不然,但谁都不会接受“鸡是母的”的说法。
其实,即便在语言学界,如何解读泛型语句也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不过近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萨拉-简•莱斯利(Sarah-Jane Leslie)针对泛型语句的研究,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对于选举语言的操纵,以及这种操纵如何利用和影响了潜在选民的心理诉求。
莱斯利发现,泛型语句在描述事物的突出特征时,人们更倾向于认同和接受这样的描述。例如,“鸡生蛋”刻画了鸡的某种典型属性——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物都不下蛋,因而这个语句包含的“信息量”很大。相较而言,“鸡是母的”则并未体现任何关于鸡的特殊性质——毕竟所有生物都有公母之分。进一步说,我们总是更愿意关注和接受信息量大的语句。
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特朗普的竞选语言都“操纵”了潜在选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验表明,如果某个泛型语句描绘的特征具有潜在危险性,该语句就很有可能为众人所认同和接受。比如说,很多人都听说过“蚊子传播疟疾”,尽管能传播疟疾的蚊子只占总数的很小一部分,但或许是考虑到感染疟疾的严重后果,大家都更倾向于直接接受这个泛型语句的真实性,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警觉。
同样,虽然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并未参与贩毒或其它恶性犯罪活动,但类似的泛型语句依然会在公众中引发强烈回响和赞同,其原因或许正是在于这些语句所诉诸的心理危机感。
最为关键的是,莱斯利教授指出,泛型语句背后的心理感受,可能反映了我们“认知层面中最为基本的、默认的概论”。她指出,我们可以用“所有”表示全称命题,用“有的”表示存在命题,但包括汉语和英语在内,全世界各语言都没有表达泛型命题的词语;相反,只要我们既不说“所有”,也不说“有的”,不加限定的语句命题本身就是泛型语句。
这说明,在我们大脑内的语言机制中,泛型语句是作为默认状态而存在的。咿呀学语的小孩有时候有时会无法辨认“所有”和“有的”的意义,但对泛型语句的理解则极为准确,这进一步佐证了泛型语句的默认性质。
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特朗普的竞选语言在利用这一心理效应上可谓下足了功夫,其竞选网站对政策立场的表述,不仅在提及非法移民问题时强调”多年以来,墨西哥的领导人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他们甚至出版了小册子,专门帮助非法移民潜入美国“,尽管绝大多数“墨西哥领导人”都对这一“小册子”毫不知情,甚至在表述对华贸易的强硬态度时,也说,“如果提供一个公平的竞技场,美国工人就会胜出”——使用泛型的“美国工人”一词,让每个选民都在其中找到了归属感,进而支持特朗普的极端保护主义政策,而无视其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害。
但如果我们真的不加甄别地接受对于描绘某一特定群体性质的泛型语句,就更容易招致日常生活中基于种族、地域和性别的种种刻板印象。特朗普这场选战中大行其道的“非法移民”如何如何,“女性”如何如何,乃至“中国人”如何如何,都或多或少地与泛型语句的这一“默认概论”有关,但这种脸谱化的描绘往往会遏制整体背后的个体独特性。从这一角度说,如果莱斯利的理论得以确认,那么特朗普所不屑一顾的所谓“政治正确”,恰恰为保存这种个体独特性免受惯性思维的伤害,提供了一道微弱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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