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是复杂的,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话语中,美国的形象都充满矛盾,一方面似乎非常丑陋,另一方面又仿佛非常美好。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在今天变得愈加必要。
一
美国人有一种自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宪法的前三个词是we the people,即“我们合众国人民”,或者“我们人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所谓“上帝的选民”,并不是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投票者,而是特指的被上帝所赐福、护佑的民族。拜上帝所赐,美国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美国是“山颠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就像摩西受上帝指引,为犹太人立法一样,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世界的立法者,天然负有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立法的责任,美国为现代社会创造了不同于古典共和的现代共和、不同于贵族制的民主制,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帝国,并成为人权的标杆、自由的榜样、民主的样板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窗口。
这套叙事不断上溯直至美国的建国时代。殖民美洲的英国人就拥有这种自我期许的早期版本,美国的建国者也借此向美国人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汉密尔顿、杰斐逊、杰伊三人化名普布利乌斯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创建一个好政府,到底是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的选择,还是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联邦党人在此认为,“联邦宪法关乎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联邦党人对美国人说,“我们”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将比母国英国更伟大、更光荣。把当下的政治选择寄托于一个对未来的美好设想,求诸未来安放当下,这是联邦党人说服美国人接受新宪法的政治修辞。
《联邦党人文集》英文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百多年来的美国政治实践,可以视为是对美国1789年联邦宪法所勾画的宏大蓝图的迂回曲折的实践。随着美国在西方内部以及全球地位的上升,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正是借助这种叙事,通过不断的自我循环式的论证,构筑了对美国自身的诸多美好想象。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自身的整个叙事,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文化叙事,变得愈加自信、成熟。必须承认,这是美国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受过教育的普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确信,“我们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两百多年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故事在美国大地上反复传唱,这种自我确证也正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么一以贯之的。在建国初期,无论是民主、自由还是公民权利,都是小范围的,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白人、男性,尤其是清教徒的特权。恰恰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形成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获得了巨大的道义正当性,才迫使美国反思自身的种族问题。种族制下的美国当然无法自称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尽管美国出于对峙竞争的需要的确一直这样声张。种族隔离只有在开始威胁“我们有效维持在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中的道德领袖地位”之后,才得到重视。如果不废除种族隔离,美国国内就没有自由,也就不好意思继续充当“自由世界的领头羊”。
人权叙事开启于1977年卡特的就职演,主要是作为美国的对外战略工具。“民主”叙事,始于1983年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的创建。而其经济价值观之一,即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版本,是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被美国用作一种对外战略,向拉美、东亚、东欧、苏联及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地区推销。
冷战结束以来最近二十多年,更是民主叙事炙手可热的时期,民主转型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正当性达到其自身的巅峰状态。福山认为这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因为最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也即自由民主制已经出现,这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可能性,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再会有别的选择。
当然,这些叙事的困境恰恰也正是从其巅峰开始的。如果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生命体的生老病死、新陈代谢那样,也有萌生、生长、成熟直至衰败、消亡,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帝国的解体并不是发生在它最虚弱的时候,而很可能是发生在它看上去非常强大的时候。当今美国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美国在获得全球霸主地位之后,不断寻求提升对世界的干预权,因此变得越来越具有扩张性,但却在冷战结束区区十年就遭遇了二战以来的最大挫折,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愈加显著,911事件、欧洲难民潮都可以说是这种“文明冲突”的症候。那么,这一挫折是如何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并展开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晚近百年来、尤其是五十年来美国各方面的变化做一番历史考察,从而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