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庭审间隙,我和同声传译员阿希德先生聊了几句,他名片上标注着“可口译来自所有阿拉伯语国家的阿拉伯语”。
“通过奇亚德的口音,您能判断出他是哪里人么?”
“不行。因为加沙地带和埃及挨着,两个地方的口音区别不大。”
法庭用了两个多小时来辩论被告的身份问题。根据法国法律,奇亚德如果被判刑,服刑后一定会被驱逐出境并终生不得再来法国,但是在他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很难将他递解出境。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所有非法移民逃避被遣送的方法,所谓“黑”在巴黎,必须把自己的护照藏起来,出门时绝对不带,以防遇到盘查。无论哪里人,偷渡到法国以后就铁下心,不能轻易被遣送回去,就算吃苦、坐牢也要留下。
阿拉伯人在西欧生活相对容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相当长时间的移民历史。但是,中国人来法国却没那么简单。1990年代初,据说有人真的是“走”过来的——从东北越过中俄边境,然后一站一站的坐长途汽车,横穿整个俄罗斯,接近东欧以后,由当地蛇头带领,徒步翻山越岭继续跨越边境,有些人就在这种长途跋涉中冻饿而死。进入西欧以后,这些人逐渐散落,有的人留在德国、荷兰,有的人走到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2000年以后,这种危险的长途跋涉似乎越来越少。
2008年,我曾在抚顺采访过一些偷渡黑工的家庭,他们说的偷渡方法是:办一张去波兰商务考察的签证,以波兰为跳板前往西欧国家。由于波兰签证并不是“申根”的,他们要被当地黑帮锁进火车的闷罐车厢,一路偷运到法国或是意大利。
2012年,我再次在巴黎走访黑工,询问他们来法国的途径。尽管不再是闷罐车厢的故事,但一路上依旧是糊里糊涂、提心吊胆。一位女士对我说,她们那一批人集体办了东欧一个国家的短期签证,说不上来是哪个国家。一路上有个香港“导游”带队,先是带着他们进入某个东欧国家,装模作样地“考察”几天,再转机到荷兰或是巴黎。一旦进入海关,香港“导游”立即在机场消失,而且并不发还护照。事实上,黑帮蛇头与外交机构在偷渡链条上深度合作,偷渡客一直处于被摆布的境遇。假如没有护照或护照缺页,在法国几乎是寸步难行,无法申请难民身份,也无法在银行开户。
偷渡客到中国驻法使馆申请新护照也不容易,因为中法之间的反偷渡合作,他们在申请过程中要继续受到各种质询,拿到新护照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
我试图弄明白受害人胡媛娥是怎么来的法国,但是一无所获。警察对于胡媛娥的描述是:身高1米53,47公斤。法庭传唤一位姓单的证人,她也是一名站街女,听口音来自东北,曾是胡媛娥的同屋室友。黑色皮短裙,黑色毛领子大衣,浓重的口红,修剪整齐的眉毛,紧紧扎起来的马尾辫,单女士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年轻一些,实际上没有丝毫的青春气息,反而是一种僵硬的神态。
单女士说,自己跟死者根本不熟悉,平时很少聊天。面对法官的所有问题,单女士几乎都回答说记不清或不知道。语气之坚决,像是在宣称:你们休想把我拖进这个案子。即便这样,单女士能够出庭作证也实属难得了。法官试图联系更多的证人,这些人不是手机换号联系不上就是一口回绝。
左图:巴黎美丽城街头, 一位站街女站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她把脸深埋,不希望任何人打扰
右上:“荷花巴士”每周都在站街女聚集街区派发安全套。车子一般停在稍微偏僻的小街里,以免引发附近居民抗议。
右下:一位性工作者在车内领取安全套。(周兴/图)
胡媛娥还有个女儿,今年28岁,2012年的时候曾经短暂来到法国办理丧事。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这位女儿与胡媛娥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解放报》称,胡媛娥是福州附近的农民,2012年年初来到法国,到达一星期以后才打电话给女儿,说自己已经出国了。这样的母子关系在性工作者中比较常见,一方面,她们都说自己卖淫是为了给孩子赚学费或是买房子,但孩子跟他们又似乎没什么感情。
2013年,我曾写过一篇中国性工作者首次在巴黎参加游行的文章,贴到了豆瓣网上,很快就有人发来“豆邮”,说自己的母亲应该就在巴黎从事性服务,“母亲以前务农,后来就出国了。我小时候对她也没什么印象,她出国以后我们找不到她,只是偶尔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在当保姆,当制衣工,但是我一点都不信。”
我曾短暂寄居于一个东北黑工租住的公寓,邻居是一对中年情侣,男的在寿司店当厨师,女的当保姆。他们在国内各有家庭,来到法国后同居在一起。每个周末,他们各自抱着笔记本电脑,通过QQ和国内的家人聊个不停,大年三十那天,他们一边包饺子一边和远方的家人聊着春晚的节目。性工作者尽管是偷渡黑工的一部分,情感世界却大不相同,似乎以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家人疏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