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德国人更容易对难民“感同身受”。
二战结束后,超过1000万德国人被苏军逐出原东普鲁士地区。他们从康德和叔本华的故乡,向西流浪到“陌生的祖国”。
“一大部分德国人在二战之后,也是难民。”博世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纪韶融(OliverRadtke)对本报记者表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又接受了其他国家的移民,差不多有120万人,他们被称为外来工人(guestworker)。”
这些来自土耳其、葡萄牙、希腊等国的外来工人,弥补了德国因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缺乏问题,为西德经济起飞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统一的德国又在上世纪90年代接纳了许多前南斯拉夫地区的难民。
纪韶融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社会拥有对难民身份的“集体记忆”,才促使人们更容易接纳难民。
第三个原因,则是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帮助难民。
“德国是欧盟内最富裕的国家。”纪韶融对记者表示,“富裕带来责任,这个责任,德国政府和国民很愿意承担。”
“德国是欧盟内最强大的经济体,世界都在关注德国如何应对移民危机。”帕斯古沃说。还有媒体观察人士对记者表示,德国拥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完善的难民接收程序和丰富的难民接收经验,如果德国不做出表率,欧盟将止步不前。
“同时,德国又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难题。”帕斯古沃认为,“接纳移民理论上将缓解这一难题。”
欧洲领袖地位的试金石
原属东德的图林根州埃尔福特 市,如今每周都要迎来300个移民。
这是一座仿佛凝固在中世纪的童话般小镇,无数的教堂尖顶,诉说着这里曾是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修行之地的历史。
如今,大量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引发了一些当地人对于文化冲突的担忧。更有甚者,原东德地区这些年来出现了一批新纳粹分子,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名,行排外、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之实,最近还操纵了几起针对移民的纵火案。
“新纳粹主要来自原东德(地区),有些地区经济情况比较差,年轻人下岗率非常高,此外煤矿产业转型后的鲁尔区(德国曾经的工业重镇)也有类似的问题。新纳粹的某些口号迎合了他们的心理。”纪韶融说,“但99%以上的德国人,都对这些新纳粹的行为表示反对。”
当一批新纳粹分子本月前往汉堡游行时,民众与警察将他们堵在了火车站。见没法出站后,他们只好坐上火车去另一个地方。
许多德国学者告诉记者,这仍是一个有着历史负罪感的国家,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人都以身为德国人为耻,教科书里不厌其烦地数落着自己的罪行。
“多年来,德国人绝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挥舞国旗,也不愿意谈及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纪韶融说,直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当人们看到德国国旗漫天飞扬,纷纷为主场作战的德国队助威,外国人的口中也不时冒出“你们德国很不错”的字眼,才让德国人终于不用忌讳大声谈及自己的国家。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评论道,70年了,德国人一直在为过去的罪行赎罪,渴望一个正面的形象。55岁的美籍德国人卡斯特罗(AbelCastro)告诉记者,德国社会对难民的态度,可能还与对二战的负罪感有关,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必要了。
随着经济实力的一枝独秀,以及在欧元危机中日益凸显的领导力,柏林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欧洲的中心。但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一直很小,正如帕斯古沃所言:“如今我们的总理敢对别人说非常强硬的话,这也许是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情况。”
事实上,尽管已被全世界视作欧盟领袖,但德国人仍纠结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对领袖地位有所迟疑。但此次难民危机,可能为德国的全方位“转正”提供了一次良机:因为这一次,德国展示的不是经济的力量,而是道德的力量。
德国时政观察家美瑞茨(AnnettMeiritz)在一篇名为《德国是如何成为欧洲道德领袖的》一文中称,德国已经决定承担难民危机中的领袖职责,希望为其他国家树立道德榜样,并施压欧盟其他国家接受难民配额。她甚至把德国的努力,与试图修复希腊危机后千疮百孔的欧盟联系了起来。
在埃尔福特市,更多的当地人都选择了同情移民的立场,不理会文化冲突的说法。在本报记者探访的柏林难民安置点中,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音乐会,已成为最受穆斯林移民欢迎的节目之一。在下萨克森州的一处难民安置点,欧菲莉娅·阿德(OphelyaAde)刚刚生下了一个女儿,并把她起名为安吉拉·默克尔·阿德(AngelaMerkelAde)。
纪韶融说,德国早就已经成为了领袖国家,只是德国人自己还没习惯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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