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是一条任重道远的路
汤姆斯河的污染调查耗资上千万美元、耗时近6年。那么,在污染与疾病的关系没有得到定论前,我们能做什么?丹·费金认为,首先需要一个严谨、专业、独立的调查,获得第一手的真实数据;同时,居民自发的表达也很重要。他强调,在对大型企业的监管上,当地政府一般比较无力——这一点美国和中国是相似的,所以需要“国家层面的专家调查和监管”。
本书译者、天津理工大学环境生物学专业副教授王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正如丹·费金所说,人们对美国环保局有两个误解:一个认为它负责检验检测,一个认为它执法能力很强。事实上,美国环保局需要监督几十万家污染企业,员工数却从来没超过1.8万人,而与执法相关的更是不到1800人,很多检验都是外包的。中国环保局的情况也相似。”
在王雯看来,科普是另一条任重道远的路。王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本书写得非常严谨,下的结论非常谨慎。当你被‘癌症村’的标题吸引,会想去印证一种想法——污染必然导致癌症。而当你认真读完此书会发现,经过科学家严谨的研究,最终只证实了儿童白血病的高发与污染的相关性,而其他癌症与污染的关系没有得到证实。”
“在这一点上,美国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其实是一样的。”王雯说,“看到很多人得癌症,就会认为和环境污染是密切的因果关系。但其实癌症高发有很多原因,环境污染这样单一因素的因果关系很难建立。比如寿命就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人普遍寿命较长,而80岁的癌症发病率必然比50岁高,就显得整体发病率高。”
王雯是国内著名科学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在做科普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种无奈的情况:如果对方已经认定一个观点,比如核电站、PX工厂运行起来有很大风险,那么就算你列出了很多科学的数据,对方也不会相信。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王雯认为,是人们在受教育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认知方式,习惯接受权威给出的标准答案,没有自己的思考过程。“在他们心中,必然有一个权威、一个愿意相信的立场。可惜这个权威未必是该领域真正的专家,倒很可能是电视台养生节目主持人之类的角色。”王雯说。
汤姆斯河一案“过去了”,但它“没有解决”
1967年,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和当地水务公司曾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化工厂同意赔付水务公司4.5万美元,作为给居民生活用水中加氯(能消除水的异味)的费用,而水务公司不再追究责任。
丹·费金指出,直到现在,环境执法仍然基本靠自发的报告和协商。这带来的结果是,对工厂来说,因为执法依赖于自行报告,他们对于是否遵守规则的判断就成了商业计算:被发现的风险有多大?支付罚款是否比一开始就遵守规则更廉价?很多人得出明确结论:“遵纪守法不划算。”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污染和疾病并不被那么重视,因为还有更加迫切的社会问题,如,饥饿、无家可归、失业、犯罪。
现在,汤姆斯河的每个人都和癌症集群说再见了。丹·费金说:“汤姆斯河一案‘过去了’,但‘没有解决’。”
1996年,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关闭,1997年,瑞士总部就把化工生产迁移到了中国和印度。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国和使用国。 1996~2010年,中国的苯、乙烯和硫酸的产量翻了两番。巴斯夫,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有7000名员工和40家工厂;陶氏化学,在中国有 4000名员工和20家工厂。
“癌症村”的称谓如今在中国的新闻中并不罕见。本报今年5月13日就曾报道,浙江绍兴的三江村就因周边重污染企业众多,而被贴上了“癌症村”的标签。 2007年,费金来到中国重庆采访,在重庆儿童医院看到了儿童癌症的阴云。一名医生告诉他:“我们收治了很多工厂工人的孩子,会不会是污染造成的呢?我觉得是,但这很难确定。”
王雯带来的好消息是:“目前,大型化工厂的生产过程正变得越来越清洁,因为从企业生产角度,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有毒有害的废料变为可以利用的原料,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目前,中国的环保部门也在逐步推动对大型化工厂排污的在线实时监控。”
丹·费金坦言:“我是在8年前去的重庆、杭州和上海,的确看到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现象。但现状如何,我没有资格评论。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环境问题感兴趣,也希望能由此带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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