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说,自己回到美国时,已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了。她的职业规划变了,有好多故事可以讲,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但没人愿意听她说这些。
拜耳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在香港读书一年没有回国,家人对于他对东方文化的心得却不感兴趣。婶婶下午茶时甚至问他“在日本过得怎样”。拜耳向她解释香港和日本没什么关系,并讲了他在香港的生活。20秒后,婶婶目光发直,显然失去了继续聆听的兴趣。
就这样,拜耳在英国的暑假生活只剩下了看电视和泡酒吧。他一度想把在香港留过学的人聚到一起聊聊,却发现这些人将香港“忙碌的生活节奏”带回了英国,想把他们聚在一起,“比组织G20峰会还难”。
在故乡寻找海外生活的感觉
拜耳说,香港的地铁准时又舒适。而当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等了20分钟还没看到地铁时,他几乎要“起义”了。这样的比较,在拜耳回到英国期间一直持续着。
美国姑娘尼可·莫曼对留学地英国的依恋则更加极端。每到夏天,她的朋友们就会到世界各地去读暑期学校,但无论从英国、法国,还是日本、泰国归来,他们在刚回到美国时,都显得沮丧消沉,只能通过互相讲述留学故事来获得安慰。
最初,尼可对朋友们的表现嗤之以鼻。每当有人说“一切和我在的时候都不一样了”,她都想嘲笑他们。然而,当自己结束在伦敦的学习,回到美国后,她终于明白了朋友们的感受。
她在美国Lifehack网站上写下了回国后“自我折磨”的心路历程。
她将这种“逆文化冲击”总结为6个阶段。对她来说,最初的冲击是飞机降落的那一瞬间。她意识到:海外生活结束了,我回家了。“这种不真实的感觉,就像你在放弃网球多年后重新开始练习。你知道所有的动作和要领,但重新达到原来的水平就是很困难。”
尼可的第二阶段“抑郁期”在飞机上就开始了,她一边反复翻看着电脑中的900多张留学时的照片,一边长吁短叹。“邻座的那对夫妇一定认为我遇到了特别悲惨的事。”
回家后,每当想起伦敦,尼可都忍不住想流泪,有几次真的哭了出来。她说,这是最艰难的阶段,“想想看,在国外时,你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探险,回国后面对的是波澜不惊的平静日子”。
很快,抑郁难忍的尼可“爆发了”,她对家乡的一切都冷眼相对,内心深处只想回到伦敦。甚至听到别人赞美家乡加利福尼亚,她都会出言讥讽。尼可的母亲为了安慰她,刻意寻找英国风的食品、衣服和小玩意,而尼可的回应是蛮不讲理的大呼小叫:“伦敦不是这样的!”
意识到这样的情绪发泄于事无补之后,尼可开始退而求其次,在加州寻找伦敦的影子。她在当地的酒吧寻找英国的啤酒品牌,在周围寻找在英国时感兴趣的活动,所到之处都变成了寻宝地。她买了大量的奶酪、法棍面包、苹果酒和印度菜,再加上每天看上几集英剧《都铎王朝》,尼可找到了重回伦敦的感觉。
折腾了几个星期,尼可终于意识到,她在伦敦的经历无法在加利福尼亚复制。伦敦的生活格外精彩,是因为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段时光是有限的,因此每一天都充分利用。
不过,尼可认为,尽管回国之后的几个星期,她和家人都过得鸡飞狗跳,出国仍是不后悔的选择。她对后来人的建议是:“不要低估回国后的文化冲击。尽可能用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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