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曾联共的反共者 非典对中国落井下石(图)

图：1950年8月11日，李光耀与妻子柯玉芝的合影。

1955年8月15日，李光耀在新加坡花拉花园举行的人民行动党集会上发表讲话。

　　合作者和不合作者

　　自青年时代开始，李光耀就曾表现出一个“良好合作者”的气质。

　　他是华人，祖籍广东大埔的客家第四代，尽管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却是纯正华人血统。尽管如此，由于自幼受祖父李云龙影响，他受到的是殖民地化英式教育，先是直落古楼小学，继而是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学院，一脉相承的殖民地系英语教学培养、熏陶，课内、课外、参考书、伙伴，不是西人便是“新格里希（说英语的新加坡华裔）”，甚至连殖民者子弟热衷的童子军也不曾错过。他的学业曾被二战打断，但战后他不但立即重拾学业，还远赴英国，就读伦敦经济学院、菲茨威廉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正统的英式精英教育，并捧回一个炫目的“双五星”。

　　他的家族是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优秀属民、华人中凤毛麟角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学业和前途一度被日本侵略、占领打断，于是他曾转而和占领者合作，利用自己的中英文特长，受雇于日本占领当局的“报道课”。

　　战后英国人回来，他仍然是良好的合作者。留学归来，他执业律师，随即从政，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最初加入的政党，同样是亲英的进步党。

　　新加坡自治后，李光耀是内阁和议会中推动“星马合并”的热心人，正式合并后也竭力主张“星马合作”，他本人曾自诩是“马来人最好的合作伙伴”。新加坡独立后，成为美国东南亚战略的重要环节，他再次以“美国在东南亚最优秀合作者”的面目登场。

　　1970年代起，台海两岸的对峙、竞争渐渐登上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球场”，李光耀和新加坡则左右逢源，在大陆和台湾均扮演“诤友”角色，一度被双方官方、民间视为最好的合作者。这在当时的氛围里，也算得绝无仅有的异数。

　　不论在东盟，在西方世界，李光耀也同样竭力扮演一个优秀合作者，八面玲珑的外交手段，让新加坡占了不少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便宜。

　　然而“合作者”仅仅是李光耀的半张面孔，他的性格里一直都有“不合作”的另一面。

　　日据时期，李光耀表面上是和占领军合作的“顺民”，暗地里却既通盟军，又大做倒卖木薯粉的黑市买卖。战后他继续接受英式精英教育，参加亲英组织，却早在1950年就加入马来亚反殖民团体“马来亚论坛”（这时他还在英国）。归国后他成为所谓“啤酒精英”，开始尝试走底层路线，并在1952年著名的“邮差罢工事件”中以律师身份代表邮差与殖民当局谈判，从而实现了从“亲英精英”到“本土精英”的成功转型。为了维系和马来联邦的关系他苦心孤诣，但一旦发现矛盾不可调和，他又是最早用实际行动打破联姻幻想的人。尽管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他和新加坡都竭力配合美国战略，并利用语言和地理之便，在国际商业循环中得到合作红利，但他也不时用“民主不能强加”之类的“亚洲价值观”，向西方朋友展现一下自己的不合作精神。

　　新加坡是个小国，又是个东南亚少有的纯移民国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身不由己地深陷区内、区外各个强权、各派势力和各种思潮的矛盾交织缠绕，这种复杂性催生了新加坡这个“人造国家”，也让既有合作者、也有不合作者一面的“合成人”李光耀有了用武之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