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聿文
如果说，在世界诸国退下来的领导人中，在国际上享有巨大声望者，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无疑是一个。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称李光耀是“世界级领导人”，其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虽然基辛格的上述评价免不了溢美之词，但考虑到新加坡以弹丸之地，李光耀曾获得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在内的众多政治人物的称许，基辛格的这个评价并不算离谱。
不过，虽然李光耀在世界舞台上长袖善舞，倍受推崇，表面地位重要，但很少有国家会真正按照李光耀的建议去行事。这不仅是由于李光耀本人的局限，说到底，也在于与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背后的国家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新加坡是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因此“不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
狐狸与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
李光耀受到各国政治家的推崇，原因恐怕在于他对新加坡的治理——这个小岛国在很短时间内被带入一个富裕文明的现代国家，以及他对世界局势的洞察。李光耀从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总理起，一直到1990年，时间长达31年。此后又做内阁资政10多年，将新加坡从一个人均GDP200美元的国家，发展到富裕程度超过美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Graham Allison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探讨了新加坡成功建设国家所具备的要素，他认为李光耀的成功在于他是个不寻常的结合体，将儒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英国绅士作风所强调的道德品质中和，以及重视法治。李光耀自己则说，新加坡建国有成有两大支柱，一是统一语言并与国际接轨，即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使新加坡顺利与世界接轨；二是开放的社会，实行对外开放，让外资把技术、管理与市场带进来，同时鼓励移民，以弥补国内人才与人力之不足。
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那么，李光耀无疑属于后者。狐狸在民间形象中，有机智、聪明、狡诈的一面，注重实际，应变能力强，Graham Allison就说李光耀非常实际，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适应，必然会被淘汰。故狐狸一说很好地概括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执政理念，即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
李光耀生于1923年，今年91岁，前不久因肺炎住院治疗，引起舆论关心。目前，其病情的恶化再次引发关注。
对李光耀的认识，最好还是他自己的说法。在《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文中，李光耀全面剖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性格和权力观。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他不相信事物从来是平等的，自称是个名副其实的务实的自由主义者，愿意直面问题，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在他对新加坡的统治中，什么是最佳的解决问题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就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这种高度的实用主义，正是狐狸的生存策略。
李光耀也从日本人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看到了权力的意义。在日本统治新加坡的三年半中，李光耀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这使他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因此，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李光耀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李光耀自己认为正是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给他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并锻炼了其性格，使其成为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脚踏实地做事，直至成功。但李光耀也坦承，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都正确，但基于高尚目的。他直言，“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李光耀不憷于盖棺定论，“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李光耀，为了他认为高尚的目的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不怕身后留恶名。
不难看出，从哲学理念来说，李光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权力观来说，是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事实上，这两者是相通的，一个信奉自然法则的人多半也是权力意志论者。在对新加坡数十年的统治中，李光耀并不回避这点，毫不掩饰自己是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他曾说，自己从不在乎民调结果和民众支持率。“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李光耀的支持者穿着印有他头像的上衣走在街头。
他既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李光耀在打击政敌方面，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与其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除新加坡，后者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才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真正英雄。李光耀还透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对西方的批评，他也置之不理。总之，在李光耀看来，只要能带领新加坡在虎豹环伺中生存下来并生存得很好，有必要使用一些专政手段，任何有损这一目的的行为，都属于铁腕打击之列。
可见，李光耀的上述治国思想和治理手段，同上世纪经济起飞时期东亚的那些政治强人，如韩国的卢愚泰、朴正熙，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国内实行威权或独裁统治，凭借对政权的牢固掌握，推行国家现代化。
李光耀为使新加坡更顺利与国际接轨，可以强迫改华文为英语，可他终究不能摆脱儒家专制文化的影响和诱惑。
按理，从李光耀所受教育来看，他应该更钟爱民主体制而非专制政体。李光耀出生于一个并无多少中国文化传统的华人之家，自幼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青年后负笈英伦，就读伦敦经济学院。英国是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故乡，李光耀在英国接受了一整套英国文化和思想的熏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曾写道，“哈里.李（李光耀的英文名字），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的没治的英国人’”。
然而，在新加坡立国后，李光耀并未采纳英国的议会制度。李光耀曾为新加坡独立后选择目前的体制作了辩护，他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若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两党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上述辩护既对又不对， “对”是说他可能确实是这样考虑的，“不对”是说他掩盖了对权力的爱好与追逐。中国人一般把李光耀看作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其实并不尽然，他并不真正是英国文化的拥趸，更倾向于儒家传统的专制文化。这也体现在其借反共而铲除异己一事上。
李光耀是以反共起家的，但他说讨厌共产党人并不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事实上他也一度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而是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然而，他本人在争取新加坡的独立自治上就利用了共产党人，成功后再寻找理由反共，用残酷的手段清除异己。李光耀之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极力主张并入马来西亚，原因当然是为新加坡的未来着想，但一个不便说出的理由是借马来联邦政府之手，铲除当时日渐壮大的“马共”势力和人民行动党内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高层领导人，前述林清祥即是。他对共产党的反感还影响到同新中国的交往，这点后面还会谈。有研究者认为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是英国殖民地统治权术，以色列特工方法，及西方现代管理学方法的杂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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