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女儿随我们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时，享受着日本式的福利。幼儿园虽然难进，但等了半年进了公立幼儿园，一周六天，每天九个小时，连午餐、尿布都包进去，全是免费的。回到美国14个月，需要上幼儿园，但那种日本式的福利全没了。妻子把附近的幼儿园访问了个够，最终走进一家名叫“创造儿童”的幼儿园，附属于纽黑文的儿童博物馆，建筑都连在一起。她一进去就傻了眼了：这里真是孩子的天堂呀！老师全是大学毕业，能唱能跳，还有些多才多艺的耶鲁学生来打工，而且一个全职老师最多看三个孩子。幼儿园根据哈佛心理学教授Howard Gardner的多重智能理论进行设计，不教读写，各种益智活动多如牛毛。在纽黑文，进这个幼儿园要排长队，有的家庭甚至要等上两三年。当然，价码也不低，一个月1200美元，我奖学金中的生活费全部拿去还不够。
那天妻子回家告诉我：“我把孩子登记上了。”说完这话，我们俩都吓傻了。妻子承认，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决定。但是，她看到这个幼儿园时，就觉得看到了女儿的理想成长环境。她纠结许久，最后下决心就凭一个信念：“父母穷，孩子有什么责任？！”我一半宽慰她一半宽慰自己地说：“别担心，虽然登记上了，但恐怕轮不到。”没想到，一周后院长打电话来：“有空位，你们很幸运。我们正需要一个这种年龄的女孩儿（这个幼儿园孩子的年龄性别结构很严格，女儿正好被挑上）。你们不需要现在答复我，周末好好讨论一下，但下周一必须给我回话”。那个周末，我如坐针毡，但扭不过妻子。孩子马上就上幼儿园了。
这一年怎么过？我的奖学金全给幼儿园了。另外，因为事先多少想到会走这一步，我们在两人都拿奖学金的“宽裕”时期依然节衣缩食，一年基本能省下一个人的费用。这点积蓄正好救急。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学术的状态，开始给香港和新加坡媒体写稿，一个月弄好了有几百块。妻子在学校当了半年助教，有六千块的收入。这样，一年勉强过得去。
第二年，幼儿园第的学费涨了。但是，园长帮助我们找到了每月一千块的助学金，我们每月缴三百多就行。就这样，我们从2000年坚持到了2004年我在波士顿找到现在的教职。
到那时为止，我们确实一贫如洗，看着银行账户上一天比一天少起来的存款而寝食不安。但是，女儿居然享受了绝大部分孩子享受不到的优质学前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故事讲讲容易；要分析评价，乃至引申到社会制度的优劣问题上，就难了。孩子出生后的五年，我们有着初当父母的极度快乐，但这也是在美国生活最为艰难的五年。过大的心理压力，把我们的生活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在这种煎熬中，我们不能不羡慕北欧那种“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制度的优越。比如，福利国家的全民医保是自动覆盖所有人的。你不必为之焦虑。美国的福利，则是“收入审查”Means-Test型的。即你要获得某种福利，必须向政府提供有关家庭收入的信息，证明自己的收入水平低于某种水平，然后才能获得领取福利的资格。中国人理解的福利，基本也属于这种类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微博上一说享受福利的事，就招来一片“举报”之声。
英语国家里往往盛行“收入审查”式的福利
在西方，英语国家里往往盛行“收入审查”式的福利。欧陆国家，特别是北欧，则主要是全民性福利。两种孰优孰劣？最近的许多比较研究，都凸显了全民型福利的优势。具体而言，“收入审查”型的福利，容易把拿福利当作领取人的“黑锅”，让他们被社会所鄙视。想想看，什么人才要被“审查”？显然社会对你就是不信任。
对此，我们深有体会。你拿着食物券到超市买东西，从服务员的眼神中就能领受到许多人情冷暖。而且往往越是低收入的人中，这种势利眼就越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势利眼，在中国特别通行。包括许多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这些人看来，你拿福利，要知道耻辱，这才能激励你奋斗，早早自食其力。
殊不知，许多研究表明，这种“背黑锅”式的福利，恰恰摧残了穷人的自尊，成为导致世代贫困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等实行“收入审查”制度的国家中，世代贫困特别严重。在全民福利的社会，比如北欧，则很少有世代贫困，甚至贫困现象基本被消除。
另外，“收入审查”制度的福利，因为要“审查”、确认“资格”，管理费用很高，漏洞也很大。更因为这种福利塑造了深刻的社会成见，即拿福利的是社会中最不争气的一部分人，于是对这种福利的公共支持率比较低。不像全民福利，因人人有份，大家都比较支持。也许大的问题是，“收入审查”制度，需要接受福利者申请，而且申请对许多文化不高的低收入阶层成为相当繁杂的程序，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种福利的存在，故而许多人“漏网”，造成该覆盖的人没有被覆盖到。
在孩子入托这个问题上，更显示出美国福利制度的缺失。在北欧，孩子一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父母就带薪休假，日后的托儿所不仅免费，而且水平非常高，也非常整齐。虽然北欧照样有贫富，但这种一视同仁的福利，使孩子们从一开始就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父母也不必为了工作牺牲孩子的教育。这恐怕是北欧居民的智商普遍高于美国人的原因之一。而我们的经历，则显示出一个新生命的来临会给父母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危机。这个问题，在耶鲁的研究生中一直不停地讨论着。
有统计表明，美国历史等学科的文科博士，平均完成时间超过九年。就算本科毕业马上开始读博士，提交论文时也三十多了。这期间结婚生子，乃正常的人生周期。读博士，在耶鲁这等条件优厚的一流院校，每年也不过有一个人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养活孩子，再要自费入托，学业还怎么继续？况且，许多人想自费还找不到地方。这还是受了最好教育的群体。普通老百姓，常常不得不把孩子丢下去工作，错过了早教的机会窗。有些孩子，颇象中国的“留守儿童”，因为没人管在街上学坏了。于是又得雇警察、修监狱，来对付比欧洲高出十倍以上的犯罪率。这也是我为什么说“美国这方面还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的原因。
不过，尽管美国的福利制度有着种种缺陷，我们依然属于相当幸运的人。首先，我们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困境之中知道长远规划，知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教育背景带来的“文化信心”，使我们比较能够对付世间的白眼。比如，超市的收银员态度傲慢时，我们并不会因此觉得自己劣等，而是可怜对方太没文化。事情明摆着：我们眼前的困难最终都会过去，还有波澜壮阔的事业在前面等着，对方高中是否毕业都不知道，大概很难跳出超市的低薪工作。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反向的“势利眼”，并没有什么值得光彩的。但这种反向“势利眼”，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心理保护。想想看，那些文化水平不如收银员的人，拿着食物券被对方鄙视后，很可能丧失自尊和信心，最终自暴自弃。
我们的另一层幸运，是生活圈子也主要是由比较有文化的人构成的。这种社会氛围，大大帮助了我们“蹭吃喝”。比如，孩子出生时，按照美国的规矩，产妇可以免费住院三天。这似乎是美国很少的“全民福利”之一。当时妻子住在耶鲁-纽黑文医院的单间病房，豪华得象五星饭店，房间及厕所里布满医疗装备，还有护士专门来伺候她洗澡。这并非耶鲁师生才能享受的特权。事实上，我探视时在电梯间就碰到个无家可归者，她生下孩子就跑掉，害得护士到处找，最后找到，被一左一右两个护士“押解”回来。我只听她在那里神经兮兮地嘟哝：“哼，让我们产妇住高层，着火了怎么办？”其实高层是最好的景观。大概考虑到了产妇的心理需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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