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民间防艾志愿者李丹感叹“高老是有点脱离时代”。2003年，李丹在河南商丘建立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高耀洁会给她几捆自己印的小册子，让她拿去发。“她印的资料是那种黑白的小折页，几万几万地这样印。”李丹说，“但其实这并不适合现代人阅读。”
但高耀洁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忙着她的书。她的房间既是书房又是卧室。桌子边放着两张椅子，一张给来帮忙打字的留学生用，高耀洁坐在旁边把关。她用蓝色钢笔把文章写在活页笔记本上，再用红色的笔修改，最后由来看望她的学生打字到电脑里。唯一比较现代的电器是一个连着大液晶屏的笔记本电脑，大屏幕也是从朋友那借来的。
回去还是留下，这个问题高耀洁用4年时间去消磨。但国内的一些朋友却不这么认为。就在几天前，北大教授翁永凯发邮件给高耀洁，说要来看她，想接她回去，而且已经联系到了养老院。高耀洁的回复是：“不回，养老院写不了我的书。”
即使在美国，高耀洁也是坚决拒绝住在养老院的。“活着就要干活，不能等死。”
“她这么在意她写的东西，只能一百本两百本地发。最后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少人在意？”袁艺玮说。她是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新生，在微博上听说高耀洁住在纽约，上周六第一次来看高耀洁。
“我觉得可惜又可悲。”袁最后说。
“我很好”
在纽约，除了写书，高耀洁还会参与一些公开的宣传艾滋病的活动。2012年就在哥大做了两次演讲。第一次主要讲中国艾滋病村的历史和现状。她全用图片说话，幻灯片上放着艾滋病小孩的年龄，染病的方式、症状，有时还有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期。
“照片是不会说谎的。”高说。高耀洁尤为重视她的听众，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悄悄”对身边的翻译说：“今天还不错，人多，人多就是胜利！”
但找上门的时常不是虔诚的听众，更多的是各怀心思的人。朋友杜聪说，在美国有些人想借用高耀洁的名声筹钱。杜说，“如果她答应的话，日子会好过很多。但是她都拒绝了。”
在文章《我的风烛残年》里，高耀洁写道：“我要保住晚节，不能和假货们混在一起……我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滋扰逐渐影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高耀洁干脆将自己封闭起来，除了看病极少出门。对于陌生人的电话她不接，电邮也不回。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秘书问她有什么要帮助，都被老人倔强地回绝了。
“我都说‘我很好’，不愿意给谁添麻烦。”高耀洁说。
杜聪是高耀洁一位信任的朋友。他是香港一家基金会的创办人，在高耀洁的影响下，辞职走上了救助艾滋病公益道路。高耀洁来到美国之后杜聪几乎每年见她一两次。带她去百老汇大街上吃她喜欢吃的北方菜，或者去唐人街的一个中国超市买山东馒头给她。
有一次吃完晚饭，杜聪搀着高耀洁走在纽约街头。高耀洁突然对他说：“有人总觉得我跟富人打交道，其实我也想回到农村，跟孩子们在一起。”
过度的工作已经透支了高耀洁本已无几的健康。她时常发软摔倒，最严重的一次晕倒摔伤是2012年6月，去医院缝了三针。这样意识消失性的昏倒，是高耀洁来美国后才出现的，且越来越频繁。
高耀洁吃不惯美国食物，一吃就腹泻。她的胃曾切除了四分之三。为了图方便，她把面包圈撕成拇指大的碎片沾白开水，就是一顿午饭。
来美国四年，只有大女儿郭竞先2012年看过她一次。小女儿郭炎光遭供职单位排挤远走加拿大。“她把这个家给撬了。”郭炎光至今仍这么认为。
“不想再给孩子们惹麻烦了。”高耀洁说。
在高耀洁刚到美国的第二个月，曾收到了一位亲人的信：“你在走让国人谩骂的路。你继续这样折腾下去吧。你将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看到这封信后，高耀洁伤心得病倒多日。
在书桌的鼠标前，一个一半绿色一半黄色的药盒被放在醒目的位置。每种颜色，七个格子，代表她一周的七天。低保的600美金是她全部的收入，而看一次病，行动不便的她打车来回就要50美金。
现在，虽然亲人不在身边，高耀洁身边却常常有留学生的照顾。他们在微信上建了一个“Weekly visit Gao（每周拜访高奶奶）”的群，他们帮高耀洁把书稿打到电脑上，也陪她聊天。房间里常常都是高耀洁一个人的声音，响亮，饱满。结果，后来很多学生都有了河南口音。
很多毕业的学生离开纽约，但留下的人会带新人来见高耀洁。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留学生黄鸿翔持续来看望了高耀洁两年。他今年5月的毕业典礼，邀请了高耀洁。高因为静脉血栓，久坐或久站都会腿脚浮肿，但她还是贴上膏药出席了。
现在，高耀洁日复一日伏案在家，改改写写，连已经出版的书上都能看到她再次阅读之后用红笔修改的痕迹。她立好的遗嘱被随意塞在一堆资料中，遗愿是要“把骨灰带回国，洒在黄河激流处，免得别人再用她的名字骗人”。
她还爱种花，常常会送给来看她的朋友。“花不会诈骗、拉帮结派、阳奉阴违。它们是我的精神安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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