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对帕麦斯顿无视君上的做法非常生气，她开始和罗素首相讨论给这个不听话的外交大臣换个位子的事情。但帕麦斯顿不顾种种压力，依然我行我素，在一些重大外交问题上仍然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女王终于忍无可忍，她通过首相直接转交给帕麦斯顿一封信，措词严厉地声明，今后一切经过她批准的方案，大臣不得擅自更改修正。否则，她将认为是对君上毫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她的宪法权利，罢免这位大臣。
帕麦斯顿从女王的信中嗅到某种气息，但自负的个性使他无动于衷。
女王不能容忍这样的漠视与愚弄。在丈夫阿尔伯特的协助下，她不断向新任首相约翰勋爵施加压力。终于，一项旨在反对帕麦斯顿的议案在上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然而，在下院的讨论中，帕麦斯顿显示出了他老辣的政治手腕，把下院当作了他个人表演的专场。在一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以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完美演讲，击败了政敌，再次脱离险境。他外交大臣的位子稳如泰山。
对于下院的决议，女王夫妇感到非常失望。现在，维多利亚夫妇深感这位无视君权的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最大决心要赶走帕麦斯顿，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历经多次艰难的较量，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可惜天不假年，她最得力的助手阿尔伯特亲王过早地逝去了。否则，如果他再活30年的话，如同后来一味奉迎女王的首相迪斯累利所说：“如果他活得比我们这些‘老手'长的话，我们就能享受专制统治的好处了。”
维多利亚在位64年间共经历了20届内阁、11位首相。她与其中大部分首相都曾发生过冲突，相处麻烦不断。尤其是曾经四届首相的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与维多利亚矛盾重重。
1868—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五年。这正是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执政的五年。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攻击的靶心。
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共和国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叫《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刷了上百万份到处流传。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六万镑的年俸供其私用，而这一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他用，中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人们确信维多利亚女王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即废除国王。
这是维多利亚一生最为凄惨的时刻。大臣们、报刊、民众合在一起激恼她、责备她、曲解她的所为，到处没有一点同情和尊敬，她声称自己是“一个惨遭误解的女人”。繁重的工作和孤立无援的处境，几乎将她压垮。维多利亚以她纤弱之躯抵挡着、反抗着。但惟一结果是使自己心力交瘁，徒唤奈何。
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之地。
首先不能容忍的是格莱斯顿对陆军的改革。自古以来，陆军就与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她看来，任何改革都将危及皇室利益。她的夫君阿尔伯特在世时，对陆军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而现在，根据格莱斯顿的命令，总司令不再属女王所管，而是隶属于议会和陆军大臣了。这是最令女王反感的一项改革。她感到这是对她个人地位的巨大威胁，也是对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个人地位的猛烈攻击。当她听说这个可怕的人还在酝酿另一项改革———企图废除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时，顿时觉得如同在她口腔里突然拔出一颗牙一样难受，因为鬻买军衔是得到御准的一项制度。她努力地抗议、反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女王与内阁之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1881年初，她在出席议会致辞时惊讶地发现，未经自己许可她的讲稿竟被篡改了。讲稿中的内容早已偏离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这是她坚决不能接受的。争执之中，在枢密院会议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他们认为女王粗暴地干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话说与其这样就不会让女王出席会议。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不欢而散。内阁大臣们一个个拂袖而去。临出门时，他们冷冰冰地抛过来一句话：“君主只能按内阁大臣们的意愿致辞。因为君主的职责是，只能点头，而不能争辩!”
格莱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莱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室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
维多利亚女王手中的御笔悬停在空中迟迟不愿落笔，抖动的笔尖把她的痛苦和犹豫表露无遗。许久之后，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一次次表现出烦躁和愤怒，她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维多利亚女王心中积郁忧愤之情，当格莱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她才出了一口恶气。离开内阁那天，格莱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莱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白金汉宫还是在紫禁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都一样激烈残酷。但维多利亚女王和政敌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而慈禧对政敌的打压，则完全取决于维护王权的需要，是千百年来宫廷阴谋的一再上演。
1865年4月14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双膝跪地，痛哭谢罪”———原来他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谁知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令他猝不及防。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
光绪十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操纵大清有史以来最高权力最大的变动“甲申易枢”，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奕訢被彻底扳倒，慈禧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次奕訢惨遭罢黜，反对之声寥寥无几，与同治四年那次弹劾风波引起的反响完全不同。罢免反对的呼声甚微，仅寥寥数人上疏。前后十九年，同样是罢黜奕訢，反差如此之大。功高盖世如恭亲王者，仍被如此轻易驱逐出权力核心，其他人更是谨慎小心，噤若寒蝉。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了变法，狠毒地杖毙了光绪身边的两位亲信太监，把奕勖等亲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绪跪于案旁，并置一竹杖于案前，气氛威严，杀气腾腾。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厉声斥骂。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间堕落为亡国败家的祸首，光绪连大气也不敢出。慈禧余怒未消，继续指斥：“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这就是大清与英国法治传统的区别。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权的奴仆，是帝王绝对垄断的统治工具，亿万子民只有恭顺地领受法律裁决的义务，而绝对没有了解法理依据的权利。对于那些敢于窥视和更改帝王法律和“祖制”的人，哪怕他仅仅触动了一个字，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而在英国，宪政体制中的司法享有独立崇高的地位，法庭判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两种“一字不能易”，正是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所执掌的政权，所具备完全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石和法理基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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