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3月2日，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叫麦克林的年轻人突然在几码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位来自伊顿的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麦克林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身着重囚罪衣的一位太监神色镇静，整好衣冠，朝紫禁城拜了九拜，又向远方的父母叩了头，坦然上路。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此人名叫寇连材，因为公然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谈论时政的折子，慈禧立下狠手，将寇连材交刑部议处，明令从速正法，以儆效尤。寇连材之死竟轰动全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为其撰文：“寇监不朽矣!”
两起相隔遥远的刑事案件，都因两位君临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决结果，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程序正义。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四十年中，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尽管行刺者们古怪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法庭最终多以“精神错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七年或监禁，同时服三年以下苦役劳动，以后的四次枪击女王案即按照新法令实施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早在十年前的1872年，一名年仅十七岁的青年阿瑟•奥康纳就试图开枪刺杀维多利亚女王。在审理这起未遂刺杀案时，法官裁定这名凶手精神失常，只判他一年监禁。维多利亚女王大为光火，竭力要求将这名危险分子流放国外，以免他日后再出来干傻事。法官彬彬有礼地解释说：“对不起，女王殿下，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奥康纳罪不当此，大英帝国的法律原则不允许我滥施刑罚。”
作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女王，维多利亚在英国神圣的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这样的情形，在英国已不是第一次发生。1608年，当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意欲亲自审判一起案件时，法官们集体反对。理由是：“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作出裁决。”詹姆士一世固执己见，认为既然法律基于理性，而自己与法官一样是具有理性的人，那么由他进行司法审判就是合理的。
大法官柯克立即反驳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詹姆士一世怒气冲冲地威胁柯克：“你这种对国王权威的质疑将构成叛国罪!”
柯克异常坚决地回击道：“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詹姆士一世国王不得不屈服。1621年，当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詹姆士无奈地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
回到上文太监寇连材的死因，有些扑朔迷离，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忠君敬祖，有人说他癫病发作，还有人说他试图上书邀宠，结果却适得其反。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有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尽管他是来自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也因为老佛爷轻轻的一句话就丢了活生生的性命。
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决定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一再上疏直言，历陈兵衅不可启，且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这一下触了慈禧的龙鳞，她不但不纳忠言，反而违背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的规矩，盛怒之下将这几位忠谏大臣统统杀害，酿成一起奇冤血案。
这样的专横残暴，即使放在中世纪的英国也是不能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破家县令”、“灭门知府”这样耳熟能详的称谓，令人不寒而栗。
在打压政敌、维护权威上，慈禧太后从未手软。即使贵如一国之君的光绪，以及地位显赫的珍妃，或囚或杀，不过决于其一言而已。整个大清王朝的子民，全都颤栗地匍匐于一个老女人的脚下。
慈禧一生两次发动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始终可以稳稳地运大清国脉于她股掌之上，缘由何在?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如果我们认真回溯慈禧和维多利亚女王最初获取权力的方式，就会知道中英两种政体的骨架灵魂到底不同在哪里，宪政与王权的天壤之别，也暴露无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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