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人对朝鲜韩国人蔑称“高丽棒子”的由来

　　这是明代万历二年(1574)朝鲜使臣赵宪在北京的亲身经历。对于中国儒生将自己唤作“高丽人”，赵宪非常气愤，强调“朝鲜”才是明朝颁赐的正式国号。而从他“怎么每道高丽”的说法来看，他在中国境内已是不止一次听到“高丽人”的叫法。

　　总而言之，明清时代的中国，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政府官员、儒生对朝鲜的情况缺乏了解，而且习惯于把朝鲜称作“高丽”，把朝鲜人称作“高丽人”。朝鲜人对此虽然非常反感，但也无可奈何，并不能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认识。中国人把一切与朝鲜有关的事物都称作“高丽”，这在王一元的《辽左见闻录》中，也能得到明显的体现。该书提到：“朝鲜贡道从鸭绿江、凤凰城取道辽沈，入山海关而至京师。盛京有高丽馆为贡使信宿之所。”这里提到的盛京高丽馆其实应叫作“朝鲜馆”，朝鲜使臣金熤记述：“朝鲜馆，在沈阳城中，孝庙在沈阳，次于此云。”金昌业也记述到，盛京朝鲜馆门前的牌匾书作：“朝鲜馆”，因此朝鲜馆才是盛京朝鲜使团留宿馆舍的正式名称。《辽左见闻录》还介绍朝鲜王国的基本概况：“朝鲜国旧设八布政司，闻后分为南高丽、北高丽，各四布政矣。不知其分自何年也。”这里的八布政使司，应是指朝鲜王国的“八道”，但南高丽、北高丽的称法却不知从何而来，显然是王一元从不可靠的渠道获得的消息。除此以外，《辽左见闻录》还常见“高丽包子”、“高丽参”等说法，这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称朝鲜为“高丽”的现象极为普遍。因此，中国人把“朝鲜帮子(棒子)”叫作“高丽棒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在进一步来看所谓“棒子”。在朝鲜汉籍文献中，把仆役阶层写作“帮子”、“榜子”、“房子”，未见有写作“棒子”者。那么，中国人可能不会看到这些朝鲜文献，但他们又为何要把“帮子(bangza)”一词记作“棒子”呢?

　　对于仆役们的违纪行为，朝鲜使团官员并非听之任之，而会采取相应惩罚行为。其惩罚仆役的方式则是用棍子杖打，这在朝鲜文献中记作“决棍”。前述顺治十三年在榆关店抢夺饴糖的刷马人，被中国人举报查出，其结果是“重仗八十回示行中”。道光十二年，使团官员为了平息中国店家的怒气，亦将拖欠房钱的干粮马头“决棍”。为了达到警示的作用，朝鲜赴华官员甚至常常在全体使团成员面前公开行刑，附近的中国人也可以围观。金昌业对行刑现场有所记录：

　　稳城驿卒李贵，今月初一日，被驱于刷马夫金洛乞者，伤左眼废明。今日始告，门闭后，三使臣出坐前阶，捉入洛乞，刑讯一次，同斗刷马夫崔可仁，决棍十度。杖时诸驿卒列立，一时发声叫打。蒙古据墙而见之，有惊骇之色。

　　官员惩罚仆役的行刑场景可谓“隆重”。决棍时，不仅“诸驿卒列立”，还要“一时发声叫打”，再配上受刑者的惨叫，已是“惊心动魄”，连围观的蒙古人都“有惊骇之色”。可以想见，朝鲜人挥舞棒子痛打仆役的行刑现场会给中国人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因此，把朝鲜词汇“帮子”记作“棒子”，可能是中国人在潜移默化中留下了对朝鲜人行刑现场的鲜明印记，民间流传“高丽棒子”的说法，很有可能即源自朝鲜人拿棒子打人的惯见现象。

　　结语

　　本文主要利用“燕行录”文献，验证了王一元有关朝鲜“棒子”的记述，并对“高丽棒子”一词的来源和流变得出较为清晰的认识：“棒子”最初来源于韩语词汇“帮子(bangza)”，该词在朝鲜王国本用来称呼国内的仆役阶层。而在朝鲜朝贡使团中绝大多数成员都属于“帮子”阶层。随着朝鲜朝贡使团的频繁来华，“帮子”一词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而朝鲜“帮子”在中国违法乱纪，骚扰沿途百姓的行为，使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恶劣的印象。“帮子”开始成为令人厌恶的代名词。由于朝鲜使团主要由“帮子”构成，再加上朝鲜使团的出使会给沿途百姓带来诸多麻烦，“棒子”一词迅速扩大为中国人对整个朝鲜人的轻蔑称呼。而明清时代，中国人普遍把朝鲜称作高丽的习惯，以及朝鲜官员用棒子行刑的现场记忆，又形成了“高丽棒子”的特定称呼。根据洪大容的《湛轩燕记》，最迟在清代乾隆年间“高丽棒子”的称法在中国已非常流行。直到今天，“高丽棒子”仍是中国人对朝鲜人最为常用的带有轻蔑意味的称呼。

　　朝鲜王国五百年，包括朝鲜国王在内的整个朝鲜上层都极为看重朝鲜王国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形象。不管是出于意愿还是被迫，为了树立“恪尽责守”、“知书守礼”的国家形象，朝鲜王国每年都要派出使团前往中国“朝天”。即使是在国内动乱、外敌压迫的情况下也未曾中断。而朝鲜朝贡使团的使臣们也在尽忠尽职地完成国王交付的使命，不敢有丝毫懈怠。时至今日，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除了少数学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忘记了这些使团的存在。而只有“高丽棒子”一词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一直延续至今。我想这是当年朝鲜国王所不曾预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