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中期，朝鲜王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两班士大夫。身份等级的概念因此而变得淡漠。想凭借身份级别来约束帮子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朝鲜使团每次出行，使团官员虽然会对违法乱纪的帮子们予以惩处，但效果并不明显。帮子们袭扰中国人的事件依然是屡禁不止。
三、“高丽棒子”形象的构建
从上一节的介绍可以获知，朝鲜使团中的仆役们常在中国境内违法乱纪，甚至骚扰沿途中国百姓。因而在中国人的眼中，朝鲜使团中的“帮子”无疑是令人憎恶的群体。中国人对“帮子(棒子)”一词显然没有什么好感。而在长期使用和流传中，中国人会不断给“帮子(棒子)”一词附加上各种各样的贬义义项，“帮子(棒子)”语义在这样的构建下成为一个贬义词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原本作为朝鲜低微阶层称呼形式的“帮子”，是如何成为对整个朝鲜人的轻蔑称呼的呢?
古代，中国与朝鲜王国之间的民间交流非常有限，即使在边境地区，两国政府也制定种种措施防止边民互通。因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朝鲜人的印象都得自于每年往返两国的朝鲜使团。而在朝鲜使团中，受过良好教育、知书守礼的两班士大夫和中人的数量非常有限，普通中国人很少有机会接触他们。沿途中国人与朝鲜使团打交道，主要接触的是使团中的仆役阶层，而这些仆役们的不佳表现无疑令中国人非常厌恶。长此以往，中国人对“帮子”的印象便逐渐转变为对整个朝鲜使团的印象，甚至全部朝鲜人的印象。“帮子(棒子)”于是从一个阶层的特定称呼转变为对全部朝鲜人的称呼。在此，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明清时代中国政府的使团接待政策往往引发朝鲜使团与沿途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对“高丽棒子”贬义形象的构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周边藩属国采取怀柔政策。当周边藩属国派出使团前往中国朝贡时，朝廷会要求沿途地方政府及驿站衙署为使团提供各种便利，以达到“怀柔远人”的政治目的。而在这些政策具体执行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朝鲜使团与沿途百姓之间的矛盾。现以明代万历二年的朝鲜使团入贡为例：
辽蓟地方率平原旷野，易致水患，且北边早寒，故罕有丰登之日，关外则达贼年年入抢，恣行杀戮，闾井萧条，皆是兵燹之墟。是以，出车极艰。我国人告于卫所等官，欲速发行，则卫所官执车夫趱指夹棍，备诸恶刑，然后车夫等卖子女脱衣裙以具车辆，惨不可忍视。以近事验之，则隆庆初贺节陪臣入归时，其年适凶歉，至十三山驿，人家尽空，只有车夫数三在。通事告于守驿官催车，车夫即卖其十五岁男儿买三辆，其余则计无所出，自缢而死云。闻其事，令人气塞……用是我国人所经之地，人皆怨苦，疾视若仇雠焉。
明代，朝廷要求辽东驿站在朝鲜使团经行时提供车辆协助使团出行，但隆庆、万历时代的辽东，一则因连年水患，常致凶歉;再则因蒙古、女真“年年入抢，恣行杀戮”，当地驿站已是十室九空，幸存的驿人也是勉强度日。而当朝鲜使团经过时，为了贯彻朝廷的政策，卫所官员会逼迫驿人出具车辆，甚至不惜动用酷刑。当地驿人只得鬻卖子女，以筹措使团所需车辆，还有驿人因不堪逼迫而自杀。其凄惨的景象连朝鲜人看了都感到“惨不可忍视”。而当地驿人则将此归罪于朝鲜使团的到来，以致“我国人所经之地，人皆怨苦，疾视若仇雠焉”。
时至清代，虽然辽东地区已无战乱，当地百姓的生活也较明代有所提高。但朝鲜使团的到来，还是会给当地百姓带来诸多不便。朝鲜士人朴思浩在《心田稿》中曾记载了一件乾隆年间发生在朝鲜使团与当地百姓之间的纠纷：
丙申，使行宿于高桥堡王姓人家，失不虞费银千两，护送官走告宁远府。自沈阳核王姓一家人口，备尽酷刑，王妻不胜痛冤……每使行，过此堡，人睥睨不欲接待，作为口实。
朝鲜使团在夜宿高桥堡王姓人家时，遗失了银钱。地方官府得报，将王家全部抓走，备施酷刑，王家为此吃尽苦头。自此以后，朝鲜使团途经高桥堡，当地百姓皆不欲接待。而在《蓟山纪程》中，又记录有乾隆年间的另一件事：
周流河水浊湍悍，风大则舟善没，且舟人狞顽，不肯渡。乾隆帝尝闻之，命斩舟子凡九人。又设长缆截河，而以铁钉钉于地，维缆其上，舟循缆而行，自是虽恶风，无倾败之忧。
周流河水深湍急，常有沉船事故发生。而朝鲜使团动辄上百人，另有贡物无数，每次摆渡，沿岸舟人之劳累可想而知，故推脱之事时有发生。而此事在皇帝介入后，竟演变为一场惨剧，虽然此后政府修建了长缆，沉船之险得到避免，但此事给当地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
通过这些事例我们不难想象，沿途中国百姓心里怀着怎样的心情来看待朝鲜使团。使团的到来，加重了沿途百姓的经济负担，而使团中“帮子(棒子)”的盗窃、抢夺行为更是令中国百姓深恶痛绝。“帮子(棒子)”逐渐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为令人厌恶的朝鲜人形象，并最终扩大为对所有朝鲜人的轻蔑称法。“帮子(棒子)”由此完成了从一个阶层的特定称谓到对全部朝鲜人轻蔑称呼的转变。
从“燕行录”文献来看，最晚在乾隆时期“高丽帮子(棒子)”已经成为中国人对朝鲜人的称呼了。请看洪大容记述乾隆三十一年(1766)朝贡见闻的《湛轩燕记》：
过此，有乘车少妇，掀帘窥望。颇艳丽。平仲直视不回避，指点称奇。其帮子看车者，蹲坐帘前，喃喃谇骂，平仲不知觉也。而已，有群童数十，竞呼“高丽帮子”，吆喝而追之。余促平仲疾驰，仅以免焉。
这段记载非常有趣。洪大容按照朝鲜的习惯把中国的车夫称作“帮子”。而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此时“帮子(棒子)”已成为中国人对所有朝鲜人的称呼了，所以中国小孩才会围着他们高呼“高丽帮(棒)子”。而洪大容更不会想到，“高丽棒子”的称法会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后。
四、“高丽棒子”语境中的“高丽”和“棒子”
关于“高丽棒子”一词，还有一点值得探讨。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帮子(棒子)”一词是明朝末年以后才在中国人中流行开来。但当时的朝鲜半岛已是朝鲜王国时代，若按照常理，中国人应将朝鲜使团中的仆役称作“朝鲜棒子”，而非“高丽棒子”。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人把“朝鲜”称作“高丽”的现象相当普遍。
咸丰五年(1855)，徐庆淳在出使中国时注意到，辽东人往往称朝鲜人为高丽：“辽人见我行，必呼曰嘉吾丽。华音称高丽曰嘉吾丽，高音嘉吾也，丽音离也。”不仅辽东人，北京人也把朝鲜人称作高丽。再看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鲜使臣李宜显的记述：“我国人乘马，别使人牵之，燕中人大以为笑。每儿童辈乘马，使人牵之，作劝马声，称高丽高丽而去。”乾隆三十一年，洪大容赴北京戏场看戏，同样被中国人唤作“高丽老爷”。如果说，中国普通百姓因为见识有限，把朝鲜称作高丽情有可原，那么再看看中国官员的例子吧。洪大容在《湛轩燕记》中记录了自己与中国官员希员外的对话：
税官立门外，熟视良久，举手招之。余进与之揖，问其居住及职名，答云：“满洲人，家在京里，见任沈阳户部员外郎。”希问：“国王何姓?”余对以实。希曰：“在先有姓金姓王，今何姓李。”余曰：“新罗姓金，高丽姓王，本国姓李。”希曰：“然则高丽革世而为朝鲜乎?”余曰：“然。”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下层官员竟对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缺乏基本的了解，误以为朝鲜半岛上的政权仍是王氏高丽。而此时已是乾隆三十一年，距王氏高丽灭亡近四百年，中国下层官员对朝鲜相关常识之贫乏实在令人吃惊。可见当时大部分中国官员对朝鲜的了解程度与普通民众并无太大区别。再来看看饱读诗书的中国儒生们：
早赴长安门，入通政门，坐于门内以待曙，有宦者数人，来欲交话，余答以不通话。又有儒生数四人来言曰：“这是高丽人乎。”余曰：“怎么每道高丽，高丽是吾地前代之名，今则名唤朝鲜，这也是皇朝所定国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