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美风险下一个五年将加剧11位中美知名学者之间的对话
美国还能“容忍”多久
王义桅（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
未来5年中美关系将出现身份认同的冲突。中国现在人均GDP是6000美元，5年后约是现在的两倍。中国将不是普通的发展中国家。那时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与第一大发达国家的关系定位会发生变化。历史上，崛起国在GDP方面达到美国60%，就已达到美国对崛起国容忍度的极限。苏联时有古巴导弹危机。日本GDP达到美国70%时，有了《广场协定》。中国现在近似这个水平线，不知道将来美国会对此作何反应。这是一次真正考验。
纳特·阿伦斯（Nat Ahrens，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希尔斯全球治理项目副主任）：
中美冲突有意识形态的根源。中国并不同意美国版的普世价值，又对重塑世界的普世价值非常积极。在当代，硬实力和经济已不再是可以控制世界的工具，软实力和价值观更能影响世界。中国会为世界的普世价值贡献什么，是很值得关注的。但中国不应犯德、日的错误，认为美国即将衰落而趁机发起挑战。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中美之间彼此影响与塑造对方的能力，中国正在逐渐上升。因此，双方要共同改变，彼此适应，而不是单方面地要求对方改变。当然，困难的是，双方相互建构的过程无经验可循，而是探索性的，其结果也存在不确定性。美国没有与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中国也没有在实力上升后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作为战略竞争者又是利益相关者的双边关系通过战略对话来实现相互塑造的议题、影响及作用都有待于评估。双方的利益协调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双方是否会进一步确定更加明确的战略底线是影响互动进程的关键。
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主编）：
中美两国的政治环境和游戏规则完全不一样。中国在更多领域寻求发展，如在塔吉克斯坦、苏丹、金三角等，一些危机也增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但美国会认为，中国在不断现代化，但不能阻止美国的全球部署。未来两国的关系变化并不仅仅体现在领导人的更迭上，更体现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在未来会从政府主导的国有经济转向私人经济，中国内部会有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并很大程度影响中国的政治气候。
哪些问题在影响中美互动
李海东（外交学院教授）：
未来5年中美面临挑战原因有四：中美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界定；处于转型期的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度不高；台湾问题依然考验中美关系；美国不断采取加剧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双方决策者与公众的互动会引向一个双方受益的蓝图。放任中美关系遭破坏性因素的影响，将会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美国海军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军队与政府之间缺少联系与沟通。双方协作关系的改善迄今取得一定进展，如在国内外灾害救援上。但在处理海峡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在美国观察家看来尤其明显。我建议中国军政之间应有更多的接触，如加强一些会议交流、人员交叉任职，增加两部门的互信，从而减少中美之间的误解。
梅兰妮·哈特（Melanie Hart，美国进步研究中心政策分析师）：
很多学者以为，安全问题解决好了，经济问题就可能下降。实际上，贸易紧张比政治、安全对中美关系影响更严重。未来5年，除了在美国国会的关注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中美两国经济冲突的风险还在加大。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很严重。中国则正试图从中等收入上升为高收入模式，现行产业部门在价值链上越来越可能挑战美国。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加之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使得公平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更平等的规则以使合作在互信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如在第三方调解的情况下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短期解决不了的，则通过两国共同的改革与变通共渡难关。
斯科特·卡斯特纳（Scott Kastner，马里兰大学副教授）：
从2008年开始两岸关系已经逐渐稳定，但这种稳定状态会延续下去吗？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对美国的政策警告是：一是冲突可能性变小，但不能完全排除；二是台湾问题仍然需要谨慎的对待；三是对台湾问题的预期要更加符合现实；四是鼓励两岸之间开展更多的经济合作；五是在军售问题上要相互克制。
给中美两国一些建议
亚伯拉罕·登马克（Abraham Denmark，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与安全事务项目高级主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目标有三：促进维持地区稳定、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促进国际贸易。中国军队主要有三项任务：保持国内稳定、增强军事实力以期解决台湾问题和获取近海控制权。中美军事目标存在地域重叠，特别是在亚洲近海地区，而补救方式是中美共建地区和平。关键有三点：一是中国要更加适应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二是加强军事交流，建立五角大楼和中国军方的热线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非常快速的应对地区变故，而我认为中国下一步应该进一步改革应急反应机制。三是加强中美远洋合作。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很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应改变政治体制。这导致中国对美国的两个疑虑：是否阻止中国崛起，是否想改变中国政体。中美不应满足于当前低水平互信，而是需要做：一是加强合作，加强机制化沟通，更为有效地管理背叛；二是增强对彼此的行为判断；三是如何协调国际体系改革或全球治理的领导权问题。四是认同问题，如文明、价值观。
方大为（David Firestein，美国东西方交流中心副总裁）：
从地理上来讲，美国也是亚太国家，十分关注亚太存在的台湾、朝鲜等热点问题。但美国追求和平、安全、发展、贸易和航行自由等利益，也与中国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只是存在利益不对称。但目前两国利益分歧可能因为战略或政策失误而放大。因此必须登高望远，从共同利益着手。（本文是近日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未来五年的中美关系：议题与挑战”研讨会的摘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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