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2010、2011年的几单腐败大案还是普遍激起了人民的愤怒。而一些有名的反腐活动家也很好地煽动了人们的愤怒情绪。
从经济看,印度仍然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残余,转轨时期给官员带来各种寻租机会
1991年,当时印度遭遇了一场经济危机,技术官僚辛格主政(现在的印度总理)大刀阔斧地推行“市场自由化”改革。辛格专门拿印度臭名昭著的“许可证”制度开刀。“许可证”是一种政府对企业进入进行许可管制的制度,企业必须打通政府关节才能获得许可审批,企业拥有许可就相当于拥有某种垄断资源。“许可证”也为印度官员带来许多寻租的机会。现在“许可证”制度虽然废除,但是要在印度做事仍然繁琐。举例说,根据世界银行的最近报告,在印度,一个公司如果想得到建筑工程许可,要经过34道行政审批程序,平均下来要耗费227天,费用是印度人均GDP的1631%。
另外,印度的放开管制其实限于几个部门,底层谋生者仍然没有。人力车夫和街头小贩始终要受到警察和发放许可证官员的“骚扰”。而印度仍然有很多容易滋生腐败的国企,与中国类似,国有企业分享了40%的股票市场利润、主导了能源和金融产业。
总之,印度的各项民主并不完善,并且处于转轨期,所以容易滋生腐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印度在选举、司法、行政等方面的民主制度其实都很不完善。而且印度刚好还处于转型期。在制度完善的民主国家, 尽管私人利益对政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是政府官员仍然可以有权威地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但是印度的政治家其实严重受到家族等私人利益的影响。
有分析认为,在政治机会比经济机会多的地方,人们会用权力追求财富。而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一般都是这样的。印度全国许多地方都还很贫穷,贫富差距很大。印度的弱政府、政治精英易受影响性超过精英自主性、政治机会较多、经济短缺交织在一起, 产生了独特的腐败。
还一些分析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民主国家都会经历腐败。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对不同历史时期英美两国的腐败状况进行过考察,他发现,“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就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亦是如此,17世纪和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这是因为19世纪的美国和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转型期,现代化的进行导致了腐败的高发。亨廷顿因此得出结论: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腐败现象就特别猖獗,社会的腐化程度也最为严重。而印度现在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各种配套没有跟上。
印度的“小腐败”大于“大腐败”,原因在于转型社会里“事务官”的腐败更严重
事实上,印度的腐败还有个特点,就是基层的“小腐败”更多,更高一级的腐败相对而言好一些。而这和事务官有关。简单说,所谓事务官具体做事的,政务官就是跟选举息息相关,当权的。
政务官需要向选民负责,因此腐败会多大减少。但是事务官不同,不是选民产生。本来政务官也能监督事务官。但是印度却出现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勾结。比如,印度各邦的最高行政长官都是总理和内阁提出,总统任命,而各邦的县长又由邦最高行政长官来任命。这样,政务官和事务官和容易就存在利益交换,一起腐败。而印度有1000万公务员,被认为严重人浮于事。
当然,普遍的是,在转轨时期,民主社会一般缺少对事务官的约束力,事务官缺乏有效监督。所以事务官的腐败会比较严重。但是随着各种规范的建立,这种腐败会越来越减弱。
不过印度的媒体、公民组织监督很有效
印度总理辛格也陷入公民的腐败指控
印度的腐败大案多由媒体、公民组织揭露
2001年,印度著名反腐网站泰赫尔卡网站的记者以“军火商”的身份揭露了印度政坛和军界的腐败行为。网站记者在这次调查中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又有替高级军官召妓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引起争论,但是成功地让印度人民党前主席拉克西曼因受贿10万卢比而辞职。
最近,印度的一位反腐名人甚至指认印度总理辛格和多位高官都受贿,搞得辛格很头大,发誓自己绝无受贿。
实际上,许多印度的大型腐败案都是媒体和反腐组织揭露出来的。可以说,在选举、司法、监督等等民主机制都不完善的时候,幸好印度还有媒体和公民组织。而也是因为媒体和公民组织不遗余力地揭露,印度的腐败才会被暴露得如此彻底,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印度确实很腐败的印象。
印度社会腐败横行,好在媒体、公民组织都勇于揭发这些丑恶现象。而一些分析也认为,经过2010、2011年的“腐败丑闻大爆发”后,人民普遍比以前愤怒,因此,印度的反腐情况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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