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矛盾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长期以来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路线,对内搞霸权主义,引起非俄罗斯民族普遍不滿的结果。苏联本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人就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族矛盾复杂而尖锐;而且建国时期签订的联盟条约为民族的分裂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为民族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契机,最终将统一的苏联引向了分裂。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雷日科夫认为:“民族关系,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军备竞赛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集中巨大的财富、科技、人力等资源,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开展美苏军备竞赛,畸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国家财力投入过多过大,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与美国搞“太空”竞赛,对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援助”式的渗透和捆绑,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多次侵略,压制东欧国家本土化的改革,扩张霸权主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国力不支,最终拖垮苏联经济元气,大伤苏联人民元气,导致苏联解体。
可以避免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具有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前苏联部长级的高层领导人B.A.米哈伊诺夫作为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对苏联解体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他“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复杂,粮食供应时继时续,经济增长波动,对文化和科技的拨款削减。安得罗波夫已决定实行改革,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改革方案的拟定,包括在苏联经济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的内容。在1970—1980年代之交,现代化的题目已经提上日程。甚至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也包含相当成熟的改革内容。如果能实行安得罗波夫的改革,如果柯西金当年能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绝不会处于弱势。同时,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冷战——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分化开始的”;“苏联解体是1991年一系列事件的逻辑结果”。
合力因素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米罗诺夫认为,“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才导致苏联解体”。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侵害民族利益的一体化做得太过火,经济一体化的危机,不合理的、错误的民族建设,共产党的危机,苏联的政治体制立足于硬性的中央集权之上,意识形态的危机,民族精英的背叛,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经济竞争失败,精英的蜕变,西方的干涉等等。“只有把上述观点综合起来才能或多或少正确地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舆论失控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导致舆论失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他们还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赵强认为,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
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衰落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说、民主缺失说、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等等,这都对我们全方位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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