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苏共倒台原因: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图)

　　精英叛变说

　　有的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真正原因是来自苏共内部上层精英的变节，“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原苏联总统助理、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认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兹教授认为，“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显示，截至1995年，在俄罗斯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中，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党群疏离说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抛弃了对人民的承诺和依靠，异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最大的政治优势”变成最大的疏离，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丧失，以致在宣布非党化、党非法化、苏共解散、国旗降落之时群众均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肖德甫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根本原因、决定性因素，在于执政党——执政党的思想路线、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党的作风形象、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在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认同，还是拒绝;是拥护，还是反对;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对大多数人心灵的缺失和拥有，才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兴盛衰落的决定因素。”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1990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腐败亡党说

　　有些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腐败是执政党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黄苇町认为，“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的基础在造成苏联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便已形成了。”因而，“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

　　“斯大林”说

　　有部分学者认为，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主要源于对“斯大林模式”坚守或否定的结果。这分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长期坚守“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解体;另一种坚持“非斯大林化”的说法。“斯大林模式”说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执政时期所形成并被固化和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结果，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终导致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说相反，“非斯大林化”说则认为，“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是由于1953年过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继承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为止的苏共领导人)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

　　和平演变说

　　该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后盾和军备竞赛遏制苏联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分化，全面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观和执政模式，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苏联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国家管理、干部道德基础、作风形态、青少年培养上对苏联实施全面的和平演变战略。40多年后，“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完全实现了。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是苏联演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戈氏葬送说

　　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尔曾指出：“冷战的结束，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是他，如今所发生的转变不会开始。”美国作家乔治·哈夫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还有的学者提出“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大业的首犯。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是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改向。有的提出“平庸论”，认为他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特别是在危急关头，他只顾个人得失，主动放弃阵地，直至“8·19”事件发生，苏共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竟弃船而逃，自动辞职，使苏共迅速走向衰亡。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