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签证“捷径”
正因为移居瑞典难度颇高，提供瑞典移民服务的合法中介并不多。如在北京的79家有合法资质的移民中介机构中，仅有两家提供与瑞典移民相关的工作签证服务。其中一家，在2010年底还因夸大宣传而被瑞典大使馆举报，遭到公安部门的处罚。
不过，只要在网上搜索“瑞典移民”，却有大量的搜索结果。这些机构几乎都没有合法资质。不少开办者乃瑞典留学生出身。这些中介机构推荐的方案并不复杂：申请人先以国内某一家公司的名义，在瑞典设立子公司；公司设好后，该子公司便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来聘用员工；申请人再作为中国母公司派往瑞典子公司的高管，而被子公司聘用。这时，申请人拿着自己公司的工作邀请信，便可向移民局申请为期一年的工作签证了。
一般经过两次续签，四年期满后，申请人便可递交永久居住申请。而申请人的直系家属，也可获得相同年限的伴随签证。
老秋在多家中介机构中再三选择，最后看上了胡晓青开办的“lifesweden.com”。在老秋出示的一份报价单上，中介为其计算了工作签证四年间，一家人可以获得包括住房津贴、大家庭津贴、孩子生活津贴等在内的各项补贴；与四年间的税费、生活支出相抵消后，一家四口四年的全部开支，不到70万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0.92元人民币）。税费一项支出，则不到40万克朗。在这份报价单上，胡晓青为其申报的工资额度是2万克朗。以此为基数，老秋每月要支付税金和社会保险金在1.1万瑞典克朗左右。这份报价单上显示，开办公司的第一年不需要缴纳所得税和雇主税，第二年则只缴纳十个月的税。
老秋最终接受了这一个方案。他以他的外贸公司名义，在瑞典注册设立了子公司。而他妻子则作为高管，被子公司聘用。随后，他妻子作为主申请人，他和孩子作为家属，举家前往瑞典。
中介为其提供注册公司、申请签证等一系列服务，同时在老秋一家到达瑞典后，还要提供第一次免费接机、办理定居手续、孩子入学手续等一系列服务。中介的服务费是21万元。此外老秋还需缴纳设立公司的5万元。
经过将近半年的等待，老秋的妻子顺利拿到工作签证，一家人兴致勃勃地迁居瑞典。
代价昂贵
到达瑞典后，老秋特意去买了一辆沃尔沃轿车，以示对瑞典工业的支持。随后，他又在泰比地区买下了一套别墅。别墅的后院有一颗苹果树，老秋憧憬着秋天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苹果、看瑞典美女的场景。
在收到地方福利局寄来的申报免费医疗的表格后，老秋十分感动，感慨“我应该抓紧时间开展业务，为这个国家做点事，否则，对不起人家了”。
2011年4月中旬，老秋在斯德哥尔摩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见到了在瑞典马格努松律师事务所供职的中国律师钮文鹏，她也是胡晓青办理工作签证移民的合作伙伴。
就纳税和公司运营，律师向老秋提供了新的信息：老秋的妻子作为高管，参照当地同业标准，工资申报的数额在4万克朗；每月要缴纳的税费，应该是2.5万克朗；拿到签证后三个月就要开始发放工资、缴纳税费。
如此一来，四年的税费乃是最初报价的将近3倍。老秋很快发现，瑞典的各项津贴也不是那么容易申请。不懂瑞典文，更不懂相关政策，老秋光是申请人口号和银行账户就很费周折。
老秋觉得自己受骗了。而且他不是个案。2011年4月初，老秋的一个同样通过工作签证来瑞典“开公司”的朋友回国了，因为每月三四万克朗的开销超过了他的预期，承担不起了。
事实上，每月2.5万克朗的税费，对于一个在瑞典正常运营、有所营收的公司而言，并非沉重负担。不过，不少移民者最初并未真正打算在瑞典做生意。
老秋观察，他所认识的工作签证移民中，有一半人本人仍在国内做生意，挣了钱供妻儿在瑞典缴税费。当记者就此以有意移民者的身份向国内中介咨询时，不少中介表示，只要四年按规定给自己发放工资、缴纳税费就行，“你当然也可以从国内汇钱去这家公司”。
不过，胡晓青在2011年6月接受记者的咨询时强调，不建议客户四年间什么都不做。“如果四年什么都不做，瑞典会怀疑你是不是来骗永久定居权的，会给后来的中国人带来麻烦。”
在老秋的观察中，还有一半的人多少会做一些生意。但要在瑞典经营一个可以盈利的公司，超出了绝大多数工作签证移民者的能力。
“刚开始的打算，是我自己在公司继续上班，挣钱供老婆孩子在瑞典的开销。”有意移民瑞典的杜先生说，但他们很快修正了方案，让妻子在瑞典时也多少做一些生意。一方面补贴税费支出，另一方面也应付移民局的检查。
老秋认识的工作签证移民家庭中，有资产上亿元者，更多的是国内普通的中产阶级。为了每月交纳高额的税费，这些顶着企业高管名义来到瑞典的移民，不得不从事在国内根本不屑于做的工作。老秋统计了30个家庭，有两个家庭开餐馆，一个在外卖饺子，六家人回国了，其他人则都在彷徨，不懂瑞典语，不知道干些什么好。
尽管老秋声称自己是“真心”要来瑞典做生意，但他看了六家农场和工厂，也迟迟不敢下手。他本意想开办农场搞工业化种植，却发现瑞典的农场多是休闲娱乐性质。他总结，在瑞典，一是从事餐饮、理发这类服务业――由于雇工成本太高，老板必须亲力亲为；二是进行土地、房地产投资，但瑞典市场毕竟与中国市场不同，风险很大。
直到现在，老秋的公司也没能真正运营。不少无力支付高额税费的家庭，则已选择回国。
“不少人出去之前没有对当地信息做了解，既没有做经济准备，又没有做心理准备。”张跃辉评价，“总的来说，这个移民群体不够成熟。”
不过，因税费问题而带来的巨大落差，仅仅是老秋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另一场与之相关的风暴，正悄然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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