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夏时节，一位带有浓重“中国色彩”的美国人将开始扮演属于他的角色：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驻华大使。
骆家辉，这位有着中国面容的现任美国商务部长，并没有像当年的司徒雷登大使那样宣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而是直言不讳：“我以我的中国血统为自豪，我以我的祖先自豪，以华裔为美国的贡献而自豪。但我是百分百的美国人。”
从司徒雷登到骆家辉，从燕大校长到内阁部长，14位美国驻华大使（包括三位驻华联络处主任）来来去去，以他们的就任、离职和升迁，诠释中美关系的嬗变。
从燕大校长到内阁部长
1947年7月，马歇尔举荐，司徒雷登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华大使。这项任命首先是基于司徒雷登在中国教育界的崇高声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阵营中都有大批燕大学子。
司徒雷登属于典型的对华接触派、温和派，这在当时的美国国务院系统中属于极少数派。这似乎决定了他回国后的命运：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他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
这位“最有名的驻华大使”离任后的仕途可谓惨淡：他发表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共产党如何夺取中国》。
“符号性的人物”司徒雷登于1949年7月离开中国之后，首位继任者再次来到中国要等到24年之后：尼克松访华和毛泽东觥筹交错后，中美于1973年5月互设联络处，联络处主任级别之高，是许多派往一般国家大使所不能比拟的。
首位联络处主任是职业外交官戴维・布鲁斯。这个73岁的老头来头不小，曾先后担任过驻法大使、驻西德大使和驻英大使，属于美国外交界的元老级人物。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快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之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之间的高层信息，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出身情报机构的布鲁斯迅速在北京外交圈建立起人脉，并从其他资深外国驻华外交官那里，学会许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
布鲁斯的身份代表了美国驻华大使中的一个类别：职业外交官。他和后来的恒安石和芮效俭成为至今为止美国驻华大使中仅有的三名职业外交官。
《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评论都说，布鲁斯是美国外交界资格最老的外交官之一，由这样一位以“文笔优雅、观察细致入微”著称的人物出任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美国政府对于起步时的中美关系看得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美国历任驻华大使的人选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不同时期情况不太一样，可是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大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牛新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而等到1979年3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正式开馆，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则开启了非职业被任命人的先河。伍德科克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位美国驻中国大使，其任期一直持续到了1981年。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九天的行程中，伍德科克亲自充当导游。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通常情况下，美国驻华大使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职业的外交官，如戴维・布鲁斯；一类虽非职业外交官，但却是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如首任大使伍德科克，与卡特总统的私人关系非常好。
洪博培的出现，把美国驻华大使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洪博培在出任驻华大使之前，已经是犹他州州长，被称为共和党内快速崛起的政治新星。
而接任洪博培的骆家辉，出使中国之前已经是美国商务部长，是奥巴马政府的内阁成员之一。
陶文钊说，在美国驻亚洲国家的大使中，其他国家都是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只有两个国家既可以是职业外交官又可以是政治任命，其中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则是中国，洪博培与骆家辉都属于政治任命，地位非常高。
牛新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从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到职业外交官戴维・布鲁斯，从犹他州州长洪博培到商务部部长骆家辉，无疑，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人的“级别越来越高”。
对此，陶文钊说，“这取决于中国在美国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不可否认，实际上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你高升了”
《中国奇迹》的作者孟捷慕这样描述老布什赴任美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情状：
1974年10月21日，当老布什踏出舷梯时，裹挟着埃尘的风令他想起那些他熟悉的石油生意――他在西得克萨斯的老家和他难忘的科威特之旅……
这是一次让人颇感意外的旅行：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下台，继任的福特总统有意让老布什到英国或者法国出任大使――英法历来是美国外交家的理想之地，可是49岁的布什为什么选择到一般美国人认为的遥远的神秘之邦――中国呢？
“进可攻，退可守。”牛新春向《中国周刊》记者如此定义老布什选择中国的政治考量。
“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尼克松任命布什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想利用布什的从政经验和名声，发动共和党组织的力量，为尼克松护驾，可是这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让布什陷入美国政界相互攻击的交叉火力之下，备受煎熬。
对于布什来说，这好像“一场政治噩梦”。他想暂时离开是非之地，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待机返美，再谋求发迹。
1974年10月25日，到北京后仅仅四天，布什就写信给新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坦陈内心所想：“我来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北京，干我自己的事，离开你们，远离政治……想给纷扰不堪的世界（华盛顿政界）带来一片平静。”
当然，平静生活绝非布什中国之行的全部目标。他在《布什自传》一书中说，出使英法固然令人垂涎，可是去中国更具挑战性，一个新中国正在崛起，他预料美中关系在今后几年将进入关键时期，不仅对亚洲，而且对美国和世界都关系重大。这一判断表明布什有远大眼光，而且符合他一生中多次出奇制胜的性格特点。
布什为期13个月的驻华大使生活，对于中国普通民众而言，最有名的莫过于“骑自行车了解北京”。相对于在北京街头骑车，布什更希望“能够见到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他在自己所写的《北京日记》中说：“不管是谁都行。但谁都说那是办不到的。我感觉布鲁斯希望机构小，不引人注意，尽量少写报告，对中美之间的新关系谨慎行事……但是我的精力有些过剩，政治上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工作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要尽量多干些事，尽量多建立一些联系。”
相对于他的前任布鲁斯，布什是幸运的。他来到北京不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访华，进行中美领导人之间的高层对话。布什作为美国驻中国的代表，也有了参与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197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会见基辛格时，曾专门向参与会见的布什打招呼：“你一定要来见我。”
而在福特总统访华期间，布什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几次见到邓小平副总理。当毛泽东与福特会见时，布什被任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消息已经公布，因此毛泽东对参与会见的布什说：“你高升了。”接着又转向福特总统说：“我们真不愿让他走。”
布什临行前向中国领导人辞别，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他，并设午宴招待。布什曾经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到中央情报局任职可能不满，但邓小平泰然处之，并对布什说：“无论是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即使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我们也欢迎。”
离任回国之后，布什先后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直至总统，成为白宫主人，被誉为“最有外交经验的总统”。这让布什在中国的知名度超过任何其他大使。
13个月的驻华大使生活，特别是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给布什上了其外交生涯中的重要一课，开启了其政治生涯的新篇章――1974年刚抵达北京时，他还是冷战后国际外交场上的新手。
后来，在《布什：中国日记》的前言中，他将其驻华大使经历描述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历险之一”。这本书的编者杰弗里・安格尔认为，驻华经历给了水门事件之后的老布什新的动力，激发了他对外交事务的热忱，并为其通往白宫之路奠定下重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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