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富士康甚至向河南省政府求助,随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官网显示,该集团召开“关于错峰借调人员帮助富士康集团扩大产能”会议,要求下属各煤业公司派工人支援郑州富士康。
在郑州火车站,长途车站里,发往富士康的班车10分钟一趟,而在富士康厂区外,十多家店面都打着“富士康直招”的牌子。
招聘点的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在富士康寻找伴侣,在富士康实现梦想”的口号,招聘人员说,“只要是18岁到45岁之间就成,别的没什么条件”。
面试地在加工区内一间约8个篮球场大小的厂房中,在这里你能见到各种应聘者:找不到工作、初中没读完的乡村青年,自己买货车跑运输后来被查了的司机,在家里跟老婆吵架一怒之下出来打工的中年农民……这些人看上去大多表情低落,少言寡语。
在招聘上,富士康发挥了它一如既往的高效。从笔试、面试、体检到最终录用发放厂牌,一共十多个环节,在4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全部搞定。
但这种“高效”颇有些“形同虚设”的意味。笔试前,会有人专门嘱咐“待会儿什么好就填什么”,发放的卷子上,罗列了“我对未来感觉到没有希望”、“即使有别人陪伴我也会觉得孤单”等心理测试题目,而按照此前的嘱咐,自然选择的都是“从没有”。
也有例外。在“我常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伤心哭泣”一项中,20岁的吴小贝犹豫了许久,最终选择了“有时”。她说,为此,或许是因为这一项选择,她在接下来的面试中,被面试官盘问了5分钟。
在9月9日当天笔试和面试的数百人中,尽管有的人连“60÷12”的算术题都不会,但并没有人被当场淘汰。这些人在经过3天的培训后,就将成为组装线的“新鲜血液”。
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只需要最简单的劳动力。
iPhone7与他们的青春
起初的3天里,吴小贝确实体会到自豪感——“我生产的是全球最著名的手机”。从没在工厂工作过的她觉得新鲜,“戴着全套防护,头套、手套,像个机器人一样,很酷。”
在经过连续几天11个小时的加班后,她崩溃了。“我的确是在生产最著名的手机,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发现在流水线上,她真的跟机器人没有两样。
一天加班之后,吴小贝蒙着被子哭了一夜。想找人倾诉,但她发现,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在车间里,而在流水线上很难与人交谈,“大家都在麻木地工作,戴的防护措施堵住了人的嘴,何况还有严肃的流水线线长在管着你。”
她只能看着流水线上源源不绝的手机零件,机械地将两个零件组装到一起。就连上厕所也要排队申请,等批准之后,才能有10分钟的时间。
人情味淡薄,是很多富士康工人都面临过的困扰。来自河南郸城的孙文在富士康干了2个月,连同宿舍的工人名字都叫不全,只能彼此称呼“虎哥”、“老周”。
“老周”曾找他借了500元,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老周从宿舍消失了,铺盖都收走了。”
在富士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两个柜子,宿舍一个,工厂一个,工人们要买两把锁,锁上值钱的财物。同财物一起锁上的,还有孙文的心,“老周走了之后,在这个厂子里,我不再信任任何人。”
2013年,郑州富士康曾推出一种“静音模式”,员工从进入车间开始,就不允许说任何与工作无关的话,否则就会被开除。后来,随着厂区4天内两人跳楼,该模式被紧急取消。但如今仍然不许大声说话。
还有些东西无法取消。比如禁止带任何金属的物品进入车间的规定。上班时,工人们的手机被锁在车间外的柜子里。车间里甚至连看时间都成为一种“奢侈”。在工厂外的小卖部,一款“消磁手表”颇为热销,很多富士康工人买了这款塑料电子表,靠它计算加班还有多久可以结束。
像王国英一样下班后来网吧的员工不在少数。长盛公寓“那些年网吧”的管理员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网吧都是爆满。相比之下,加工区厂区员工活动中心的“图书角”上,只有不到30本书,其中大多是郑州富士康的厂刊。一名现场管理人员说,“书就这么点,基本没人来看,再说也看不懂。”
一本内部出版物名叫《我的组长我的家》,封面的口号写着:“每天努力一点。”
但对王国英来说,他面对的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即便是再努力也没什么用”的问题。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即便再扔两三年的青春在这,也依然学不到什么技术,到头来,只能去另一个“富士康”。
富士康内部刊物。图/易方兴
今年,对王国英来说最大的好消息,或许是他的父母打工攒了些钱,回村里翻修了老家的房屋。但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讽刺,因为父母告诉他,“你在富士康好好工作,攒够了钱,结了婚,也可以回村里盖房子了。”
这似乎是他唯一能看清的未来。
(文中富士康员工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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