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当年杨振宁、李政道分道扬镳的真实原因(图)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这种在讨论和碰撞中产生并被“天才火花”所照亮的东西，要分出“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往往很难，且既无必要又无操作性。如果坚持要分出，唯一的后果只能是“裂隙”，是“冷眼相向”，是闹翻、闹僵……闹出一段什么呢？说文雅点叫“公案”，说直白些是“丑闻”。当然，使点手段也许可以分出“谁先谁后”、“孰轻孰重”，譬如每次对话都带上窃听器和针孔摄像机等“特工”设备，以便日后“对簿公堂”拿得出“第一手证据”——问题是居心如此的人，能在科学讨论中表现出任何真知灼见，能登上任何科学领奖台吗？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排名先后”了。

　　杨振宁说，他在发现“宇称不守衡”中的功劳比李政道大。1982年，他在《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中说：“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有关宇称不守衡的）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李政道传》则说：“这一发现是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因此“论文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然而，据《李政道传》说，“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时，杨振宁突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君。秦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同意”。再往后，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刊登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杨振宁看到校样后说“文章里‘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又是“排名先后”问题，“杨振宁提出，文章中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君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

　　就是说，我十几年前听说杨振宁为此事曾哭过，确有其事。不管怎样，“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而人们都知道，这个“暂停”就是永久停止。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线”。但现在，奥本海默说“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在物理学上两人极具天赋，堪称顶尖级人才，奥本海默曾对他俩倾注了很大的感情和心血，现在却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批评乃至否定。“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是预言李今后在高能物理领域不大可能再有大的成就。这话说对了，1957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李政道确实没有特别突出的科学贡献。“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则简直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斥。

　　《始末》写道：“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国内高能物理学界本来就存在分歧，1972年后杨振宁和李政道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使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李政道传》写道：杨振宁“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这种并非发生在一般老百姓身上的“精神病”足以“误国”了！

　　《始末》还说：“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不过，只要李政道不能证明他对推翻“宇称守衡定律”的贡献确实比杨振宁大，他就无法得到彻底的澄清和解脱。按照中国人的积习，李政道的少说话或不说话可以被理解为“城府很深”和“口不臧否人物”。何况他后来还是通过季承和《李政道传》说话了，其中，关于他对推翻“宇称守衡定律”比杨振宁贡献更大的说法仍然无可查考。一些本来堪称杰出的中国人（包括“华人”）热衷于“闹不团结”，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大量消耗在这类毫无意义、无聊透顶的事情上——这大概是至今没有一个中国科学家荣膺诺贝尔奖、海外华裔科学家荣膺诺奖者也甚少的原因之一。

　　这使我想起鲁迅对“国民性”的论述：“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从鲁迅的话和李、杨两人缠夹了几十年的“恩怨”，人们也许可以领悟到一些什么。从晚清至民国，中国人被形容成“一盘散沙”；1949年后一个常见的现象叫“闹不团结”；改革开放初又出现“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的说法——何况李、杨还都是特别优秀的中国人。

　　说到日本人，索性多谈一点吧。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即平均每年0.6人。2010年10月，年度诺贝尔奖揭晓，3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两个日本人，这就使日本在21世纪前9年里培养的诺奖得主达到10人！而自1901年开始颁发诺奖以来的110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1年，“外籍华裔”科学家先后共有8人获奖，其中出自1949年前的中国者2人，出自台湾者2人，出自香港者2人，生在美国者2人，全部是在美国荣膺诺奖的。中国本土尚无一人。捎带说说，日本人口只及中国的1/10，而海外华人只及中国本土人口的1/70——应该说，这已经成了个问题。甚至连中国自己设立的、两年一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也多次空缺，原因是没有评得上的成果——而这类中国自己设立的“大奖”本来就缺乏分量。不错，中国已经很有钱了，“大奖”的奖金额也很高，可惜很多东西的“分量”不是可以用钱堆积起来的。

　　李杨的“恩怨”也好，“一盘散沙”也好，很多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闹不团结”也好，说到底还是一种“国民性”，一种“坏根性”，对它的“疗救”是很麻烦和很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