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当年杨振宁、李政道分道扬镳的真实原因(图)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诺贝尔物理学家，这是华人第一次荣获这一奖项。然而，原本亲密的合作者，在1962年突然分道扬镳，谈及分手，杨振宁说：“这是我生命中最令我感到遗憾的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本文选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作者张扬。

杨振宁林、李政道夫妇合影

　　李政道和杨振宁因推翻“宇称守衡定律”而双双荣膺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宇称不守衡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当时我才十来岁，这事曾使我无比激动，从此对科学家充满爱戴、敬仰和崇拜，成为我从十八九岁时就开始写作《第二次握手》的动因之一。1957年的报道高潮中，还时时提到中国留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是她以精美绝伦的实验设计和连续几个月的辛勤工作证明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的不守衡”，从而把李、杨推上了诺贝尔奖得主宝座，吴健雄本人也成为《第二次握手》女主人公“丁洁琼”的主要原型之一。

　　但我后来在搜集李、杨资料的过程中却发现，两位似乎在获奖后什么时候起，因某种缘故断交了。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2或3人共同获奖的情况是常见的，他们往往还不同一国籍，却可成为终身好友。那么，李、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见过老年吴健雄的一张寿辰照片，当时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5位华裔科学家都来祝寿了，可我注意到，李、杨彼此隔得很远，像是互不相识。

　　如此两个人物，因什么闹僵的呢？我想不大可能为了钱，也不大可能是为官职——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下，当名教授比当官强得多。看来只能是为了“名”，这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名声”、“名气”，而是“排名先后”的“名”。杨比李大几岁，但瑞典科学院的颁奖名单是“李、杨”，全世界媒体也都如此称呼——是不是因为这个呢？诺贝尔奖的历史上常有年长者排名在年轻者后面，但从没听说过有谁为此闹翻。那是一个漫长的闭塞年代，很多事实不准披露，很多真相不为人知，李、杨之间发生过什么事被讳莫如深，我和很多人一样，始终是“一头雾水”。

　　上世纪80、90年代，政治气氛趋于宽松，李、杨两位似乎也因年事渐高而觉得“现在可以说了”（美国格罗夫斯将军后来一本回忆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的书便取名《现在可以说了》），甚至是“如鲠在喉，非说不可”。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谈及杨年龄比李大，对推翻“宇称守衡定律”功劳也更大，在获奖名次上本应杨在前，事实上却相反。杨坦承为此与李闹过别扭，很痛苦，曾为此哭过云云。

　　我不知道同获诺奖时排名的规定怎样，想来无非一是依姓名的英文字母顺序，二是按贡献大小。诺贝尔科学奖也有过不公正，但大体上是公正的。譬如公认吴健雄应该是1957年物理学奖得主之一，但偏偏没有她，这就是一种不公正，吴本人却能淡然处之。而且她得到了另一种公正——被誉为“20世纪的第二位居里夫人”，长期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

　　回到正题上来，对李、杨分道扬镳的原因，杨振宁已经说过了，却一直没听到过李政道的说法。我忆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话，心想杨说过了，现在且听李怎么说吧。《始末》中写道，“即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首次详细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书的作者是季羡林之子季承。季承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二人有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意即《李政道传》会是李政道本人意思的真实表达。

　　据文章介绍，李、杨早年是西南联大校友，后来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友，关系一直很好，且“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从1951年起，他们的合作“真正开始”，并得到奥本海默的欣赏和爱因斯坦的重视——即此一点便可看出，李、杨是多么的幸运！但他们无视这种幸运，文章接着谈及：“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署名次序问题。第一篇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李政道和杨振宁。”——就这样轮流坐庄也很好，但不行，“在第一篇论文写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可惜李政道很“介意”，他“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我的“小人之心”并没有度错“君子之腹”，果然，李、杨确是因“排名先后”闹僵的。

　　署名顺序可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也可按合作者实际贡献的大小——这在国际学术界也是通例。但“实际贡献大小”一般来说只有合作者自己才明白，这种情况下，只要他们都有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署名顺序”应该不成问题。但事实恰好相反，这成了李、杨之间的大问题。对此的合理解释是，李、杨没有“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至少是其中一位缺乏这种精神。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看来更使杨振宁耿耿于心，但两人仍相互需要。于是，此后两人仍有合作，有些学术观点经激烈辩论后能取得一致，有的重要论文“还共同署名”。对此，李政道在《破缺的宇宙》一文中写道：“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后面的两句话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更是令人鼓舞的说法。它曾被李、杨共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实所证明，使人想起中国人常说的“团结就是力量”。人们知道，剑桥大学的教授们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喝茶吃点心并非目的所在，他们真正的兴趣是聊天、讨论和争执，是学术观点的碰撞以及由此迸溅出来的天才火花。科学史上多个重大的发明和发现，多项诺贝尔科学奖，就是这种“天才火花”的产物。但“天才火花”的产生有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和谐坦诚、优雅大度和“费厄泼赖”，而不是小肚鸡肠、胸襟狭窄和锱铢必较。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