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家:有些女研究生了解小姐遭遇后濒临崩溃(图)

　　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前晚出现在人大一学生社团当中，与人大学生共话性学。潘绥铭教授两个月前因“科研 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11月7日，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性学教授在广州性文化节上被泼粪。性学研究者在高校的处境颇为尴尬。那么，作为高校密集的 北京，哪些高校里开设了性学课程?相关专业老师会怎么上这门课?学生们听完这堂课感受如何?北京青年报记者带着种种疑问，展开了一番调查。”

　　不久前，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研究“红灯 区”与性工作者的专家，潘教授长期主持对中国性工作者的大型访谈，其中牵涉到给性工作者访谈报酬的问题，而被处分的原因也正与此笔报酬因无法开发票而导致 使用不明有关。不少人认为，潘绥铭教授的遭遇，反映出了性学研究者在高校所面临的困境。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开设了专门的“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有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学生反映，很 多同学在选课时常把性学课误认为生理卫生课。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 学”。潘教授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

　　性学专业报考者寥寥

　　据北青报记者调查，国内学术界，性学作为社会学、心理学等主流专业的某一分支而存在，“性学”独立成专业，在大多数人看来，成熟度和公认度不够。按照大学 通常以就业(需求)定招生(产量)的专业设置法则，既然性学专业需求量小，报考者也就趋于小众，何况关注性学研究领域，极可能被视为边缘人。李银河曾说， 性学相比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备受责难和争议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来自道德的责难和社会辩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性学或多或少 遭遇类似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首都高校至少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多在生理保健课 或思修、心理课程中有所涉及。人大、北林、女院的“性学”课的老师多来自本校设立的类似“性与性别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的老师，但各校在叫法上略有差异。

　　大学里的此类科研机构，多挂靠在高一级学科之下，如社会学系。而中华女子学院的情况略有特殊，它专设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该学院的4个教育单位中有“女性 学系”，作为国家教育部、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女性学的学生会上性学专业课。”一位不具名的女院同学告诉北青报记者。

　　预防艾滋病不是性学课堂主要话题

　　人大大三的高同学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学期他曾选修过《性与性社会学》的课。作为校选通识课程，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可选，共一个学分，考试形 式也相对自由，写论文或课堂感受均可。授课老师是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她是潘绥铭教授退休后该所的负责人。

　　据学生回忆，潘教授曾作为随堂嘉宾，开了两次随堂专题讲座，主要讲的是中国性革命的发展史，尤其是性学观念的变迁史，以及对东莞等地“小姐”田野调查的经验谈。黄盈盈老师更多地介绍和梳理西方的该领域研究理论。

　　而在北京林业大学所开的性学课程，对本科和研究生都有相应的公选课。在北林性学研究所所长方刚老师2010年发表的博文上，北青报记者留意到，研究所目前 开设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包括：“性与性别心理学”、“社会性别与质性研究基础”;研究所开设的全校本科生公选课为“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研究所还开 设了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公选课“性别、心理与法律”。

　　据了解，成立于2008年的北林大性学研究所，2010年开始招收性别心理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公选课程因在林大学生中十分火爆，常常有学生抱怨“抢不到课”。甚至，还有人专门建立了网上讨论群组，并上传PPT课件。

　　例如“两性文化”课，分为“认识性别”、“性产业”、“性：从道德视角到人权视角”、“大学生常见性/情困扰与对策”、“艾滋病时代的性健康”等专题。既有理论研究和理论方法介绍，也有学生们切身相关话题。

　　选性学课程的学生，反馈呈现两极化。既有“慎重选课，很多无知同学被坑害了”的抱怨，也有人声称，“这是从小学以来上过最好的课。风趣、深刻、一针见血!”

　　“一般会以为这是生理卫生课，但其实不是。预防艾滋，也不是我们课堂的主要话题，虽然会涉及。全校通选课，有常识普及的意味，更偏向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一名人大的学生在谈起自己上课感受时说道。

　　女研究生从事红灯区调查面临心理压力

　　潘绥铭向北青报记者坦言，中国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谈性色变，或好奇或排斥或偏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面对这些偏见和攻击，很多时候研究者不得不站在道德边界上，尽力说服自己接受所见所闻。即使是他门下的女研究生，在从事红灯区调查时，也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考验，“田野调查时，深入了解红灯区小姐的遭遇后，有些年轻学生告诉我他自己内心也濒临崩溃，也有人退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