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鸡”
“现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就是一个商业活动。”万延海将与吴振对簿公堂的心雨飘香归于这一类。同性恋者阿强则有个形象的比喻——“把我们当作送上门的肉鸡。”
上述这家咨询中心位于重庆市中心的一栋商住两用楼内。价格表挂在客厅的墙上,对于性取向矫正,需要5个阶段30次治疗,每一阶段6500元,一次付清可以打折,优惠价30000元,是所有项目中最贵的。
姜开成50岁上下,是中心的创办者和主任咨询师,似乎也是唯一的咨询师。按照网站上的说法,光是2011、2012年,经由他矫正成功的例子就达到20例。
他宣称自己的“矫正成功率可以超过50%”,并将方法总结为催眠厌恶矫正。在网站的介绍里,这种方法指在深度催眠中,由治疗师发出指令,让他(她)想象和同性发生亲密接触乃至性爱场景,此时突然地采取电击厌恶治疗,瞬间的脉冲电击会立即瓦解他们的兴奋和高潮,使他们的身体和潜意识都产生恐惧。
姜开成如此迷信它的效力,他甚至有把握将“异性恋变成同性恋”。“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他胸有成竹的反问道。
在全国,如姜开成一样,宣称自己可以矫正同性恋的还有很多,在重庆,一位母亲被告知,只要动一动祖坟的风水,她的女儿就能顺利地结婚;在上海,一位医生建议服用安定,医生告诉病人,“多睡觉总比出去搞同性恋好”;在广州,一位医生为自己的治疗方法取了一个冗长而有信心的名字——“视、听、味多觉联合条件消退结合眼动脱敏认知重塑训练”。
“都是假的。”丛中说,国外经验已经证明,性取向无法改变。
“许多人,特别是同志的家长,都愿意有人告诉他们这可以治疗。”阿强组织了同志亲友会,曾有家长打电话来骂,“医生都说可以改,你们为什么让我的孩子当同性恋?”
姜开成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被推上风口浪尖。他还记得吴振来的时候,只付了500元的咨询费,这本来是不包含电击的,但吴振告诉他,他想试试自己受不受得了,才好决定是否付出3万块。他觉得这合情合理,电了他一下,然后就成了被告。
“没想到他是带了阴谋来的。”被吴振指责为“骗子”的姜开成也这样坚称自己受了骗。
姜开成对自己可能招致的反对还是心里有数,在百度上进行商业推广时,专门放过了广东、海南、广西和福建四地,因为他判断这四个地方,对同性恋的接受度都比较高。
他矫正的第一个同性恋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个男同志,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无法结婚,迫于压力,希望能够改变,给家里一个交代。
“经过治疗,他可以和女性发生性关系,虽然情感上还是喜欢同性。”这算是半成功,但姜开成发现,对方的父母已经很满足了,事实上,重要的不是戒断和同性的关系,而是能够接纳异性,结婚生孩子。
“中国是一个传统国家,传统的观念还是要保留。只要能结婚生子,以后离婚也不管。这是会增加一些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也会让家庭更好过。”
很快,姜开成将矫正是否成功的标准,定位在能否结婚,在讲究传宗接代的血脉文化里,这无疑是一个讨巧的选择。无论是为了掩藏身份还是做出妥协,同性恋者的结婚率,一直不低。
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王小波在他的《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中就说,“在中国,许多男同性恋者最终会和女人结婚,这可能是他们同西方男同性恋者最大的区别。”
由此产生的同妻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万,这是另一群阴影中的人。“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这样太残忍了。”李言说,自己不会像男朋友那样,走进异性婚姻。
三年前,他的男朋友被父母押回老家,结婚生子,痛苦并不因为被掩藏就消失。他和妻子总是吵架,他打了她,他想离开但又无路可走。
几次三番,这个曾经的男孩向李言倾诉心中苦闷,两个人就都难过起来。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声明《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强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无需接受治疗。呼吁立法惩处提供性向治疗的机构。
不可能支持他们
“目前没有法律可以禁止同性恋矫正。”身为精神科主任医师,丛中能做的,只是告诉每一个来向他咨询的同性恋孩子的家长,同性恋无法治疗,也不需要矫正。除此之外,他也无能为力,如果心理咨询师开设了同性恋矫正咨询,中国的精神医学界也没有相应的规范可以产生约束。
从2001年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同性恋研究基本没什么进展,丛中和刘华清,对此都持相同的看法。
“同性恋只是精神医学里面很小的一块儿,大部分人不了解,关注的人也不多。”刘华清说。
这正是万延海担心的,相关法律和科学证据的双重缺失,吴振将很难胜诉。如果输了,将带来消极的示范效应,其他的同性恋矫正机构将更加肆无忌惮,无所畏惧。
吴振倒是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起诉能立案,本身就是突破。以前,公众看见的是同性恋群体,现在,更需要的是同性恋的权利被看见。如果输了,还可以再上诉,这个讨论的过程将使一切越辩越明。
2014年5月14日,法院正式立案,一开始吴振不知道起诉状上填什么案由好,还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写上“服务合同纠纷”。
这是两代同性恋行动者的分歧。作为中国最早的同性恋行动者,万延海希望能将行动限定在科学的规范内。当务之急,是同性恋群体去和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接触,让他们来研究自己,形成科学的证据,才能改变科学的标准,影响法律。
但对于吴振和阿强这样的新一代行动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专家的“小白鼠”,如同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同性恋平权运动般,他们希望掌握主动权。
“以前,都是通过专家,是内部的途径。同性恋群体和专家接触,取得哪些进展,在公众层面并不为人所知,我们想改变这一点。”吴振说,这也是为何,他们决定用公开诉讼的方式进行起诉。这是法律维权的方法。
无论哪一条路径,都比想象中困难。2014年5月16日,北京同志中心发布了中国同性恋扭转治疗的报告,显示超过百分之十的同性恋者有接受扭转治疗的想法,他们的抑郁程度更高,所受的压力多来自家庭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发布会上,同志中心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
九个月前,在第十一届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的会场,同性恋志愿者打起彩虹旗,拉出标语——“同性恋去病理化需要中国好医师”,这个灵感来自一个选秀节目,目的是拉近和专家们的距离。他们呼吁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也从疾病分类中删去,向国际标准看齐。
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神医师的注目。一位老医师认真地告诉他们,“同性恋是病,但是一种轻的精神病。”另一位中年医师则更加戏谑,他说,作为医生不可能支持他们,不然人类不就要灭绝了么?
(文中人名吴振、阿强、李言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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