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同性恋 一个“不存在的疾病”的治疗骗局(图)

　　李言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拿出来，还向人借了钱，“我只是说我有病，要治”。

　　电极被粘在下体，冰凉得让人不安，还来不及不好意思，治疗师就让他观看男同的性爱视频，鼓励他放松，发挥想象。

　　然后，电击开始了。“那个疼啊。”回想起来，李言咬了咬牙。

　　机器是自动的，每当他出现性反应，就会产生电流，像一根针一样，从一点划遍全身。电流过后，他开始发抖，剧痛之后则是头晕，五六次后，他有些迷糊了，但治疗师鼓励他继续，否则他的病会一直这样子，他该想想被父母知道的后果。

　　治疗师说，如果实在受不了，他们有皮带，可以帮他固定在椅子上。

　　这样的电击一周一次，除了身体的疼痛，更多的是恐惧，李言控制不了自己，一种强烈的耻感攫住了他，这就像是一种惩罚，在和他开着下流的玩笑。

　　两个月后，他突然被一种更大的恐惧吞噬，要是治不好怎么办?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这种可能，但突然间，这种可能性像一道闪电击碎了他，他没法改变自己。

　　后来，他质问治疗师为什么没有效果，对方坦白，还有治了一年都没好的呢，必须继续治疗，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父母负责。但李言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

　　几年后，李言将这次失败的治疗告诉了吴振，这成了后者决定“卧底”的动力之一，在起诉状上，他们这么写道，同性恋不是病，不需要治疗，更不能被矫正。

　　留下一个尾巴

　　吴振的依据，是2001年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简称《标准》)中已经将同性恋剔除了出去。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改变，至少三千万中国同性恋，在一夜之间摆脱了病人的身份。之后十余年，这成为中国同性恋者为自身正名的重要依据。

　　但在万延海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标准中没有‘同性恋是正常的’这样的表述，那是标准制定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头说的，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

　　真正的表述是，“就性爱本身而言，不一定异常”。

　　“这个语气是很弱的。”万延海说，与之相对，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表述，“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就要强上许多。

　　1988年，万延海在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以防治艾滋病为契机，开始接触到北京的同性恋群体。

　　八十年代末，也是同性恋群体觉醒的时候，年轻人彻夜上街，夜游不回，路边的厕所成了他们相互打量的地方。四年后，万延海开办“男人的世界”沙龙，探讨同性恋的生存和发展。后来，沙龙被公安部以“有悖社会道德”关闭。

　　这一时期，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是医学界的主流。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的丛中，当时在“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班上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

　　将同性恋当做疾病，在当时，也可能是变相的保护。一位精神医学家告诉万延海，曾有一次，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找他，问，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医院，没病我就带走。

　　但同一时期，在同性恋治疗的发源地美国，同性恋已经不被当做一种疾病。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通过投票，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对同性恋的医学矫正渐趋停止。当中国的大量同性恋者被送入医院接受厌恶疗法，期待脱胎换骨时，在西方，社会正在学习如何接纳这样一种人类性向的自然形式。

　　电击、药物催吐，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接受了“治病救人”的教育，在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全身大汗、极度不适的时候，就是治疗的关键时刻，一定要让患者坚持坚持再坚持。

　　1996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开始制定新一版的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万延海邀请标准制定工作组的专家到同性恋群体中来，进行心理测量和研究工作。最终应邀前来的，只有时年30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青年医生刘华清。

　　刘华清原本研究自杀者的心理问题，当他偶然发现这些自杀者中，有一类是同性恋时，他开始关注这个被忽视的群体。

　　“我当时想，绝对不能让他去研究精神病院或者医院里的同性恋。”万延海将刘华清带到半地下的同志酒吧“柠檬树”，让他参加同性恋的大小聚会，将那些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介绍给他，刘华清则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量。

　　他是第一位来到他们中间的精神医学家，这些同性恋者希望向他证明，自己不是心理障碍的患者。

　　测量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都是和异性恋一样的正常人。”刘华清将研究结论提交给了标准制定工作组，为换得那句“不一定异常”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工作组的部分精神医学家参加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会。在这次年会上，美国反同性恋的宗教团体联系了著名精神病学家Robert Spitzer教授，发布了关于同性恋矫正有效的报告。中国精神病学家和他们举行了座谈。

　　这对标准产生的影响，即是保留了一个尾巴，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作为性指向障碍。工作组对此的解释是，考虑到一些同性恋个体并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出现的焦虑和苦恼，“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成为可以进行治疗的疾病单位。

　　但最关键的是，“对于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需要治疗的，到底是“自我不和谐”，例如焦虑和苦闷，还是同性恋本身，表述依然模糊。

　　其中原因，是工作组内，就同性恋是否是一种疾病，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主张删掉，一派主张保留，最后只好相互妥协。

　　2012年，Robert Spitzer教授公开向同性恋群体道歉，承认自己的研究有误，他无法证明矫正有效，反而强调尝试去改变只会带来失望和伤痛。

　　“八九十年代，中国那一批研究治疗同性恋的专家，也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万延海说，其中有的自身就是同性恋，他们隐藏身份，对治疗投入心力，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