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街老鼠
傅瓒没想到自己也会成为盗版的受害者。盗版者又被盗版，这成了这些早期游戏开发者面临的尴尬。
而更致命的，对傅瓒们来说，市场变坏了。首先是价格战，在福州，本地销售游戏机和游戏卡的个体户增至一百多家。一台游戏机从一千多元降到一百来块。
傅瓒不在杂志上登广告了，与其他游戏机厂商开出的价格相比，“我的就像在给他们免费做广告”。1993年，他的公司只剩下出售存货的门市部，不久宣告解散。
随之变化的，还有消费群体心理。“买了游戏机，不肯买游戏卡”，黄佶曾在书里总结大陆游戏玩家的“小气”。在国外，任天堂引以为傲的盈利模式是，通过赔本售卖游戏机，搭售游戏卡获利。在日本，平均每个红白机拥有者会购买12盒正版游戏卡，在美国，这一数字是8盒，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几乎是0。
而此时，一场对电视游戏的精神围剿正在悄悄酝酿。1992年，一篇《夏令营里的较量》的文章引发了中国关于“垮掉的一代”的大讨论。电视游戏成为众矢之的，“精神鸦片”。
《家用电脑与游戏》前主编孙百英此年前往全国计算机展采访，就发觉气氛不对，一个展台职员严肃地告诉他——“游戏就是病毒”。
孙晋（化名）还记得，有一次，他邀请一个同学来家玩游戏机，对方的父亲不久匆匆赶来，当着他的面，将儿子一顿痛打，还被罚永远不许再来自己家，让他在旁边看得胆战心惊。
“为什么我们要像过街老鼠一样玩电子游戏？”一位玩家写信给游戏杂志，诉说苦闷。
这种苦闷在当时只能越发深重，因为全社会都参与到对电子游戏的斗争中来。比如在当时，武汉市江岸区中心小学就印发了七万多份“告家长书”，要求家长保证不让学生在家玩游戏机。而各地忧心忡忡的学校，也相继开展了“告别游戏机签名活动”，让学生保证不再被诱惑。
在一份保留下来的“告别游戏机”活动表上，抵制的理由有三个：一是会导致成绩下降，二是会误交匪类，三是游戏机的手柄被长时间握住，上面有数不清的细菌。
2000年，舆论的围剿终于形成政策的跟进，国务院下令停止任何境外零配件在华的制造和销售。
而早在四年前，任天堂就宣布终止红白机的生产。台湾的芯片厂家也逐渐不再为大陆生产廉价的芯片。双重打击下，中国大陆的电视游戏产业逐渐衰落。比如曾经显赫一时的小霸王公司，在新世纪，甚至进军了卫厨行业。
1990年代“垮掉的一代”大讨论引发对电视游戏的围剿，中国电视游戏业被视作“精神鸦片”，迅速转入低潮。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自掘坟墓
在中国大陆为电视游戏头痛不已时，世界电视游戏产业却发生了新的改变，原本一家独大的任天堂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索尼的PS和微软的Xbox相继加入战场。任天堂的市场份额，从占全球游戏业的90%一路下滑，游戏业霸主的宝座也拱手让给了索尼。
曾经的游戏巨人不得不开始打量从未认真开发的新兴市场中国。2003年9月，从山内溥手上接过社长之任的岩田聪在京都宣布，任天堂将正式进军大陆市场，与大陆企业神游公司合作开发一款专门面向大陆的游戏机，取名“神游”。
但任天堂此时已经错过了太多，它正面临的，是中国本土电视游戏产业遗留的废墟。而网络游戏的兴起，也使得中国的电子游戏市场不同以往。这一最先从韩国引进的游戏模式，可以形成巨大的即时连线玩家群，可以彻底绕开盗版，成为新世纪最炙手可热的吸金产业，造就了新一代的网络游戏玩家，而电视游戏，早已沦为小众的爱好。
这时的刘民是上海一家电玩店的老板，专门从事电视游戏商品的经销，由于国家禁止进口，他的商品都是“水货”。刘民通过新闻知道了神游机的消息，跑去神游公司，自告奋勇要求当他们的华东总代理，他承诺，以后一个月可以卖1000台。
当时他信心满满，童年的记忆，让他愿意相信任天堂的美好前景。
而之后的事实证明，任天堂在中国市场却进退失据。
神游机比最新的游戏主机整整落后了一代，只能读取任天堂在中国市场发售的游戏，可在之后的数年，任天堂却没有发售过任何一款新游戏，玩家们能玩的，无不是在国外早已存在多年的老货。而对盗版的恐惧，让任天堂首鼠两端，下一代游戏机Wii，直到2013年停产，也未在大陆正式发售。
“这不是自掘坟墓吗？”刘民说。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卖一次正版的店主，又再次将水货摆上柜台，“市场不认可，谁也没办法”。
在大陆市场挣扎十年后，刘民感觉任天堂似乎决定放弃了，2013年8月份，他去神游公司的上海办事处询问，才发现那里只剩下四五个员工还在无所事事地留守。
任天堂和红白机，已经成了怀旧的代名词。现在，一项旨在搜集红白机游戏的活动开始在网上展开，游军（化名）联络了网上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寻找还能找到的游戏卡，制作成电脑版，在网上公开。
“这些游戏，就像是小时候的童话，我不想失去它们。”游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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