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攻略书为傅瓒带来一万多元的版税收入，而当时作家梁晓声捻断须眉出一本小说也就得5000元左右。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如今，55岁的福州市教育局干部傅瓒回想往事仍难抑澎湃心潮，他指着窗外的烟台山脚说：“那里诞生过多少家喻户晓的游戏，但现在就要拆了。”
1988年，得益于任职学校的远见，时为福州十六中学计算机老师的傅瓒开始在校办企业“烟山软件”中售卖红白机，顺应蓬勃的电子游戏潮流。
盈利模式非常简单：从香港进口游戏机和卡带，租给游戏厅，市场反应好对方自然买下来。傅瓒还组织他的学生进行测试，不通关不能睡觉，当时，老师和学生甚至有一种责任感，“这是为学校办事呢”。
就在这样的地毯式研究下，傅瓒很快就发现另一个商机——改编游戏卡。此时中国游戏市场越来越显示其巨大的潜力。越来越多的游戏厅老板向傅瓒抱怨，这些正版游戏不是太难了就太简单，留不住顾客。
傅瓒决定尝试修改游戏。当他拆开游戏卡的外壳时，他发现这比想象中还要简单。他用电脑修改游戏卡的程序，将《坦克大战》从原版的三十多关稀释成了一百多关，还新设计了游戏里的宝物。
新产品大受欢迎，游戏经销商纷纷慕名而来，把烟山软件的销售额在短短两年间从十多万推升至两百多万。傅瓒被各方赞誉包围，但也有反对者。例如当时的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在职研究生谭启仁，他拜访过傅瓒后觉得“这种傻事不能做”。“改完又会被盗版，直接造游戏机才是好生意。”
当时，一台正版的任天堂红白机要人民币1400多元，但谭启仁仔细算过，如果不用承担研发成本能将价格控制在300元以内。“除了芯片，哪一样都能在国内造，国内组装。”
谭启仁将研究成果带到了宁波天马游戏公司，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制造任天堂兼容机的工厂，当然，和其他兼容机厂家一样，他们都没有得到任天堂的授权。
除了主攻硬件仿制，谭启仁还研究其游戏软件的破解。这是个一本万利的生意，如果密码被破解，游戏程序就可以经由电脑烧录进千万个空白芯片。
1991年，任天堂推出比红白机更新一代的超级任天堂游戏机。谭启仁南下深圳，花了十多万从走私商手里拿货，回来时却被铁路安检拦下了。
“我说我是大学科研人员，这些都是国家的科研物资。”最终这个崇高的理由瞒过了公安，但二十多年来谭启仁每每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这是走私啊，被抓到了要坐牢的”。
劣币驱逐良币
由傅瓒和谭启仁等人所燃起的星星之火到1990年代初期已呈燎原之势。到1993年底，中国年产量超过三十万台的游戏机工厂已经超过二十个，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它们或有港台背景、科研院所背景或集体企业色彩。
这些狂热的生产机器不仅能量超群，还雄心冲天。这从“胜天”、“天马”等公司名称就能看出，一家公司甚至想去抢注“任天堂”的商标。
借助红白机和超级玛丽、大力水手等游戏的巨大成功，任天堂也在此时迎来发展的巅峰。1992年，仅公司一年的盈利就与整个好莱坞电影业相当。包括南梦宫、哈德森等十多家软件厂商向其称臣，助其开发的106套游戏卡，全球累计售出超过7亿份。
但这个风光无限的游戏帝国并没有将它的目光投向并不遥远的中国，而是深耕欧美和本土市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仍太穷，1990年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七十三分之一，一个普通职工不吃不喝近一年才买得起一台正版红白机，更别说游戏卡了。
但一个说法是，一次偶然的发现，让内山溥吓了一跳——中国大陆的兼容机数量已超过2000万台，是当时任天堂全球累计销量的一半。
随后，任天堂连续五年指责台湾是全世界仿冒任天堂产品的最大供应商，并于1994年11月第一次在中国进行反盗版行动。涉嫌仿冒的深圳Belsonic电子公司，在任天堂的压力下，赔偿240万美元，公开刊登道歉启事。
现实的压力和教训让中国兼容机公司开始思考出路。1991年，北京先锋卡通公司出资300万元设立先锋开发团队，从事游戏业技术创新，口号是“做中国的任天堂”。这意味着，中国公司对任天堂从最初的简单复制过渡到解密。
“从音乐、音效、动画、颜色等等，一位一位地研究破解。”多年后，开发者张立波回忆。
更重要的是游戏创意。为寻找游戏剧本，先锋开发团队找玩家，找电影系的导演，最后雇人去大学宿舍敲门征集创意，奖品则是一支圆珠笔。终于在一年后征集到二十余个可用的脚本，而在实际研发中，团队却发现，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设计经验，他们都没有能力将这些创意兑现。
蹉跎两年后，陷入困境的开发团队，最终只能讨巧汉化日本的著名游戏，事实上，这也只是另一意义上的盗版。
1993年底，先锋卡通汉化的，也是国内第一款汉化游戏《赌神》上市，先锋卡通生产了25000套游戏卡，投入225万元。游戏卡每套定价350元，相当于当时天津一个职工的平均月薪。纵使如此高价，先锋公司仍充满苦衷，当时的总经理曾说，“赌也赌在《赌神》上了。”
可三个月后，他仅卖出3000套游戏卡，而盗版早已经摆上各地的货架，先锋公司赌输了，血本无归，被迫解散。
在先锋公司一步步走上绝境的1993年，另一家软件公司在福州成立——外星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早年以代理卫生巾起家的私企，它的口号同样是做“中国的任天堂”。
老板方宏祺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找到傅瓒，成为烟山软件公司的经销商。外星投入最大、制作最久的一款游戏叫《英烈群侠传》，以当时台湾新开发的电脑游戏《金庸群侠传》为原型。技术人员将后者变相移植到红白机的卡带上，已经是他们当时能力的极限。
一年后，游戏卡定价160元，同样很快就被盗版击垮了。中国电视游戏业原创尝试的曙光熄灭了。
“没有技术，根本做不起来。”一位研究者说，“原创风险太大，这是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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