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改讨论迟来却未晚 改革需消除中国式嫉妒
还有种人不反对我说的内容，但是反对我说。希望科学界知情人任何场合都能支持改革
现行科研体制需要改革。为了这个今天看来已经是社会共识的结论，饶毅和呼吁改革的海归学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2004年底，饶毅与另两位知名海归鲁白、邹承鲁在《自然》（《Nature》）杂志中文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说的是国内学术界人人都知道的弊病，但有关部委认为是针对他们的，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
但到了2010年，饶毅与另一位著名千人计划海归学者施一公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英文文章，重提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几天之内，国家领导人就批示六个主要部委，要求他们提出改革的应对措施。经过多方面准备，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至此，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在延迟了7年后，有望获得较大推进。
饶毅坚信：“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饶毅现场举出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作为例子。
在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支持下，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于2004年建立了北生所，首任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
8年来，该所摸索实践在中国可行的录用、支持、评审机制，在论文发表、科学发现、应用、人才培养、国际同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今年，国际最著名的科研资助机构之一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科学家，每人几十万美元。全球共27位科学家获得资助，中国有7位，其中4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饶毅认为：“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生命科学半壁江山，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但国内对北生所的这种肯定并不多。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当时是突出的，但到2012年和同行相比却落后了。2012年其他研究性质相同、相当规模的研究所（如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生物物理所）经费已是3亿到4亿元，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
饶毅介绍：“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北生所的体制，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即使钱很多，效率也低，这是鲜明的对比。”
饶毅坚持认为，“对中国来说，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切实可行、实践了8年的中国本土的改革成果。”2007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科研界推广，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却遇到很多阻力和负面评价。
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为什么会有争议？饶毅认为，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斥其他体系，一种是中国式妒忌。一些人还有南郭先生心态，怕新体制下现出其原形。
饶毅慢慢发现：“有人不反对我说的内容，但是反对我说。我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所有不同场合都能讨论改革、支持改革、实施改革，而不是描黑、反对和阻碍体制改革。”
海归应做改革主力军 同流合污对不起国家
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
对待海归和本土学者，饶毅一直呼吁要“儿子、女婿”一个样。在推动科研体制改革上，他认为海归甚至可以担当得更多：“多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学有过很多的作用。今天，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因此，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而是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
饶毅认为：“无论海归、非海归，都应该坚持原则，为人正派。我们回国要适应该适应的，但如果回国后以适应为名，与不良习俗合流，就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助推改革。”
2011年，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后，饶毅宣布永不再参选院士，并向北京大学递交了辞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的辞呈，但未获批准。在演讲现场，饶毅透露，自己再一次提出了辞职申请。
但饶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自己致力于推动科研改革的初衷有所改变：“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但每个海归学者即使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
回国五年来，饶毅竭力而为，哪怕很多时候那更像是一个人的改革。“有一种现象很普遍，需要纠正。科技教育界95%的人都说支持改革，但究竟怎么改革，很多人想法不一。结果是，人人高喊改革，但改革却很少得到推动，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费用平分，还会获得鼓掌，但不一定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
很多人对饶毅辞职的决心如此坚定感到不解。饶毅的体会是，“其实在任何层面，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对改革坚定支持。常常是基层的科研、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有一劳永逸的倾向；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教育需要改革，并非教育部不准做。我咨询了有关部门，多个政策只要学校批准即可实施，但院系负责人、老师不愿意尝试，或害怕造成矛盾，或怕工作加压，或怕承担责任。”
饶毅认为，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国内环境中，为人要坚持原则；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工作要扎实。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即使近50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但在30年之内，必定会在应用和基础方面出现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某种程度而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
饶毅希望并坚信未来会出现那样的场景：“几十年后的中国科学界，会笑话今天我的一些言论，说你们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做事扎实一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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