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饶毅认为：快速增长的中国，学界、企业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缺少核心技术。以药品为例，迄今为止，中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
饶毅其人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先后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起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2007年9月全职回国。
饶“议”有理
“儿子、女婿”应该一个样，海归博士也应该从助教做起，科研教学两手抓
海归推动科改，必须要形成关键多数，没有做到只能离开
有自信的年轻人，应该无论社会如何喧哗都有自己长远追求
中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们可以一步步地往更好的方向走
金融比科学更重要？ 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在没有掌握前沿科学的情况下，不可能凭空靠金融等手段维持国家强大
饶毅清楚地记得自己这代人科学生涯的起跑线，“是1978年初，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但当他30年后放弃美国优厚的职位和待遇，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却顿感时过境迁，“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只有新华社发了很短的消息，社会上、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这与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引起的举国皆动不可同日而语。”
饶毅发现，科学遭遇的不只是冷落，简直是冰水，“有时髦的经济学‘讲家’――经常在各种场合讲经济学的所谓专家，最近表示，中国不用发展科学，中国应该只发展娱乐和服务行业，这是中国发展关键所在。从老师到家长，很多人都认为年轻人不必学科学而应该学金融。”更让他觉得哭笑不得的是，“我听说还有少数小学生甚至认为做贪官是最好的。”
在这种“中国用不着做科学，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的论调中，日本成了“不发展科学，也成世界经济强国”的例子。针对这种观点，饶毅认为，“所谓日本科学不好而经济发展很好，根本是误解。”饶毅指出，日本科学不如美国，但比中国好多了，日本1949年获得首个诺贝尔奖，迄今已有约20位获奖人，中国还是零；生物医药研究方面，我们不如日本1980年代的世界地位，那时日本已有几个诺贝尔奖级的项目；日本有年销售近160亿美元的武田公司，而中国的世界级大药厂数量为零，这正是因为日本生物医学研究优于中国。
日本所谓不够强是与美国比起来说的，日本技术创新还不够多，有些领域还受制于美国，不能完全掌握产业的发展，所以它也无法靠调节金融来影响世界。调节金融的基础是国家有硬实力，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如果我们讥笑日本没有科学，那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是更差者笑话较差者。”饶毅认为，“中国后3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创技术，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无法顺利解决。在没有掌握前沿科学的情况下，不可能凭空靠金融等手段维持国家强大。”
“面包论”仍适用 人家不研究我们就没办法
“难道我们总是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导致国家强大，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让饶毅忧心的是：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中国，学界、企业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缺少核心技术，“有些信息企业的发展，是在中国政府特殊的保护政策下获得的。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像肝炎等病，中国有近亿患者，而西方发病率低，因此并非研发重点。人家不研究，我们就没办法了，因为没地方进口了。”
饶毅坦言，自己对中国科学的看法与对中国的看法很相像，“对远景乐观，对现状很担忧。”他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脱贫”。
但重大的科学工作少，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
饶毅现场引用了1883年美国科学家罗兰的文章：“如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追问过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饶毅更在现场意味深长地反问：“因为我们有百度，可以搜索更多的‘面包屑’，就以为我们的科学更发达了？”
论文数量不代表质量 选人才不能异化为“选刊物”
科学上数量第一第二都没关系，关键是质量，质、量之间的差距越大问题越大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饶毅语出惊人：“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一个学科――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没有这样系统性的学科建树。”
在中国的论文数量上，饶毅做了一回说破“皇帝新装”的人，指出国内出于“论文崇拜”、“国际期刊崇拜”，竟供养了大量“傍名刊”的国际骗子。最近有英国《自然》杂志集团下的一家媒体提出一个“妙论”，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相应地证明中国科技水平世界第二。
饶毅表示：“实际上，英国杂志《自然》为了赚钱。近几年出版了一本《Nature Communication》的杂志，这份杂志明确表示，凡是没有造假的文章都可以发表。还有前几年另一家国外出版社出版的《Plos One》，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收到大量中国投稿，所以短时间内，大量来自中国的论文发表在nature集团的杂志上，发表量急剧升高。国内有些机构、部委竟将发表在这样刊物上的论文计算在有关统计中，nature这样宣传就是吸引你们来发表。”
回国五年，饶毅在各地科研院所大学看到的现况尤为惊心。随着经费的增加，中国科学界不再致力于先进仪器的研发，而是花高价购买国际尖端仪器装点“先进实验室、研究所”的门面。“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有些单位竟然用买断国外某种仪器的办法当个短暂的“世界第一”，其利润还来不及抵债，所购的仪器就被更新换代。不少国际著名科学资助机构到中国来之后都感慨，你们中国太有钱了。”
饶毅指出，当代中国科研不仅与世界，即使与上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60年代的两弹一星，70年代的袁隆平杂交水稻等近代辉煌相比，也有相当大差距。
“即便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我们也有距离。”饶毅做了一个比较：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经费增加后，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
同时，“山寨中国”也令饶毅对当下的科研水平感到失望：“在应用方面，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帮助中国产业从目前的加工、拷贝、山寨、盗版走向自主创新，对得起纳税人的合理要求。”
“在科学领域，数量第二、数量第一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质量。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差距越大，问题越大。从科学来讲，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其他人只是辅助者；从应用专利而言，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数量常为质量‘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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