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你才能知道能不能搞成，要搞你才能知道花多少钱。
像载人航天这种技术难度高于原子弹，对国家科技能力的提高有着重大意义的工程，如果要到条件好了再搞，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日本的条件够好的了吧，到现在还没有把载人飞船送上天。而且不搞的话，究竟有些什么技术难题，怎么解决，谁也搞不清楚。所以先做起来，一段时间后，有什么问题很清楚了，根据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调整研制计划，才是这个指示的真实意图。
既然714工程没有在1975年下马，那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下马了呢?这是因为在研制过程中，资金经常被卡。李鸣生认为是四人帮在搞鬼，梁东元则说国家穷，乱，穷的揭不开锅，到处要钱，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主流精英的口径：这是一个崩溃的年代。但是他们的书中都提到了当时很多人反对搞载人航天，是因为这个没有经济效益。李鸣生引用负责曙光号飞船总体设计工作的范剑峰的话说就是：
中国应不应该搞飞船?为什么要搞飞船?为什么人要上太空?这些问题在专家内部一直有争论，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花那么多钱，把人弄上太空有什么用?我们就说，可以带动其他科学技术呀，像半导体材料什么的。还有人说，人上去了，能有经济效益吗?这个问题我们就说不清了，因为当时人都还没上去，有什么经济效益谁说得准啊?
梁东元引用神舟飞船的副总师刘济生的话就是(《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也有这个记载)：
当时有人说，与其搞飞船，还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站，化肥厂上，更有实际效果。
这才是无米下炊的真实原因：市场。中国历史上是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很多人在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赚钱的问题。不是到了新社会，思想就转过来了，老人家在文革前后说很多人的思想是旧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市场的力量仍然渗透到国家的方方面面，毛在的时候，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干，只是暗地里下黑手，到死人终于挂掉鸟，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大干鸟。梁东元在书的结尾详细谈到了507所在1977年以后的命运。
1977年大年三十，国防科委一位副主任接见了507所的新任所长霍俊峰和政委王旭东，和他们谈了半天，说照上面的意思可能要裁掉507，而且载人航天也不搞了。这个副主任说着说着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出来：要说撤，我首先就反对，但上面定了基本国策，他也没办法(这说明要下马也是有很多高层不同意的)，后来可能是遭到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很多人的反对而未果，但裁掉了2/3以上的人员，没有项目，不给经费，任其自生自灭。这样的正面强攻还不够，还要迂回进攻。这就是1978年的农大回迁事件，(501所和507所占用了农大马连洼的地盘)农大文革期间搬到了乡下，还一度分为5份，命运也是比较坎坷的，现在要搬回来享福也是可以理解的。校舍在文革期间被搞714工程的两个研究所501所和507所占用，可能当时没想到农大会搬回来，所以也就大兴土木，热火朝天地干起了载人航天的事来。实际上这是完全可以商量的事，况且当时马连洼的空地多的是，农大在旁边在搞块地修校舍，也是完全可以操作的。但事情的发展却让本野兽嗅到了个阴谋的味道。
本来501和507所要搬家也可以，而且1970年代中期，507所就有搬到西昌的考虑，而且还派人进行了选址，1979年也有搬到涿州的计划，但都没有下文。既然要给人家腾地方，也要有个搬家的地方啊，现在地方都没有，要搬到哪里去?而且光507所就建成了100多个实验室，用梁东元的话说就是“许多大型试验设备都是花国家巨额经费搞了多年才建成的，已经安装就位，落地生根，是国家独一无二的宝贝，岂是说搬就能搬得了的?”除非把这些都当做废品卖掉，一了百了，这倒是很多人想干的事。农大这时候也不安分，本来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事，他们偏不这么干，又是贴大字报(这些右右们倒是也很擅长此道)，又是到国务院去告状：
先是告状，总设计师指示：给吃饭让路。聂荣臻也批示：吃饭比上天重要，给人家让路。同时，当时农大副校长王明远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大骂解放军比国民党还坏，占个茅坑不拉屎(不是原话，是兽读书后的感想)，还组织几百个师生静坐示威，到了这个地步，507所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估计很多人不想承担这个历史责任，507所的那些试验设施还是暂时保留了下来，几年后，507所在农大对面建了新的办公地才搬过去，921工程后才正式搬到现在的中国航天城。兽一直想知道那些试验设施的命运如何，梁东元在书中谈到：1980年代初期，有人想拆掉这些试验设施，但遭到了钱学森的强烈反对，钱老说：虽然飞船暂时不上了，但研究工作是一定不能停下来的。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就是兽想知道 的，对于这些，兽一直很感慨;民国一个尿壶现在都要当做宝，毛时候的大飞机，载人航天的设施就是垃圾，怪不得现在蒋光头要比死人无上荣光的多。(吃饭当然重要，但农大搬回来30年，国家农业的种子被人给控制了，干个屁啊!)。
-----最近兽才拜读了韩毓海老师的《500年来谁著史》，兽多年的一些思想碎片开始拼接起来，兽形成了一些固执的想法，这和很多左派的看法不一样，放在这里，提供批评讨论之用.
中国财团和西方财团500年的投资理念是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财团而言，主要是投资战争来获利，其必然要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国家能力，才能持续不断的进行战争。其标志就是中央银行的建立，国家同意金融和财政;国家对经济的清理干预以及直接主导工业化。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德国，俄国都是由国家主导工业化的(直到今天法国和德国还有不少大型的国有企业，如法国的雷诺，德国的大众有40%的股份在政府手里)，后来的苏联更是做到了极致，直接取消了财团，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直接投资，国家厘定价格，形成以技术官僚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团队，也就是俗称的计划经济。所以在兽看来，苏联的成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总结和西方经济史的开端)，而是500年西方投资理念的一种异化，是有深刻历史渊源和传统的。
中国古代农业和商业经济极度发达，政府掌握的财富比较丰富，即便财政有困难，也可以通过部分商品专卖(入盐，茶，酒)和征税来解决。大部分时间，财团投资战争没有太多好处(王朝更迭有例外)，主要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易来获利，因此对于国家干预市场是很抵触的，我国古代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是均输法(调控物价)和抑并豪强(反垄断)，大商人是极不愿意看到这些。另外如果和外来势力勾结也可以获利，那么损害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最好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倭寇。明朝的倭寇的首领大部分就是浙江和福建的商人(主要是福建)，抢来的货物又是通过这些商人来交易，到了明朝末年，闽商就已跻身中国10大商帮之列。所以，在这种投资理念下，中国财团所培养并通过科举输送的国家管理者就必须无为而治，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这从教育内容主要是文章辞赋可以看出来(相对而言，西方财团由于通过战争获利，对自然科学技术相反高度重视)，这样国家的衰亡，国家能力的下降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毛在建国后所力推的教育革命和1960年代所强烈批评的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就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近代的买办集团的产生就不是偶然的，现在中国能够高度接受完全市场化的理论，是有历史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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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714工程的下马，梁东元有着不同于主流精英的深刻认识：
当年毛主席有远见，拍板搞国防尖端事业，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现在国家虽然一时有困难，但从长远来看，载人航天肯定是要搞的，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谁不知道做成一个东西多不容易?真要砸碎它，不过是顺手一下子就完了。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散摊子。而一旦把摊子给散掉了，将来想再搞，可就难了。
而我国载人航天的元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首任航天员生命保障医学研究室主任贾司光老人对当局几十年的无作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曙光号”载人航天工程的下马，可能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对载人航天认识不太清楚，觉得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再加上尖端的项目头绪太多，顾不过来。那些年西方给我们设了好多圈套，连诱带骗，一下子就把不少好东西给砍掉了，包括“运 十” 这样非常有希望的大飞机项目。这一砍，偶的是出于无奈，有的是出于失策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想用讨好人家来改善关系，甚至幻想人家能够给我们尖端技术，后来又说 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他一万架飞机，结果是美梦一场，造成了非常大的遗憾，很长时间都弥补不了。中国历史上一直用仁义道德来对付魔鬼强盗，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后来南海撞机，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美国人一炸，才把我们炸醒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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