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羽毛球消极门
“包揽金银有点贪心，运动发展，规则滞后”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赛场的消极比赛，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
我们应该客观来讲：他（裁判）给过我们警告，给警告时你不听，他再处分你，是符合程序的。其实，中国羽毛球队就是想包揽女双金银，如果只是想拿金牌，就不会这样做。从主观意识上，我们有点贪了。
我估计，中国羽毛球队可能对规则研究不是很透。规则是：警告之后，有权处分。这不是主观判断来处罚，而是有据可循。从这点来看，国际羽联处分这些运动员，程序合理合法。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国际羽联的规则有问题，所以才给了别人这样的漏洞。这样的事情，我们排球就碰到过。2011年世锦赛，当时两个强队相互让球，就是为了选择下一阶段的对手。当时我们（国际排联）没有处分球队，只是给予了警告，因为你很难找到真正的证据。但在那件事情之后，我们马上把规则改了：第一阶段后，出线球队进行二次抽签，这样就使小组让球的情况失去意义了。
这么多年在体育组织工作的经验是：官员，不要认为自己就是权威。在任何时候，你都要从运动员的角度和利益来考虑，一定不要使运动员因为某一个漏洞、或者某一个裁判的判断错误，而使他多年的辛勤努力付诸东流。
官员要有内疚感。有了内疚感，就可以促使你去改革。内疚，是感到我有责任，这才会促使你改变。
从排球项目来说，这次奥运会我们还有线内线外及网上的判罚问题。我已经说了：下届奥运会，我们一定要改，将科技更大幅度地引入排球运动。
现在的运动技术发展了之后，规则规程和裁判的水平都可能是滞后的，跟不上技术的发展。这就需要借用科技的手段来弥补，才能保证公正公平。这次奥运会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一定的科技手段来帮助裁判，比如电视回放。
引入科技手段，需要大的投资，很贵。但这种投资是必要且值得的。这样的投资，让运动员不会被冤枉，尽管绝大多数时候，“冤枉”不是故意的，但都会很难受。
这次奥运会发生了很多争议和申诉事件，不只是羽毛球。说明什么？运动发展了，但规则滞后。伦敦奥运会，会促使每一个组织都进行反思，将坏事变好事。
4.本届奥运的定位
“不能用北京的标准评价伦敦奥运会”
每一届奥运会，都会被比较。2012年伦敦奥运会，很自然地会被各种人、各种角度拿来跟2008年的北京相比。
但是我认为，在比较之前，要先确定一件事：用什么标准去比较。
我感觉，中国人都习惯用北京的标准去看伦敦，伦敦就以它的标准来比北京。但真正客观的，是国际奥委会的标准――国际奥委会是奥运会的主办者，北京和伦敦都是承办者。
标准有了，怎么比？看大家的满意程度。所有参加者到北京去都很满意，那到伦敦满意么？
每届奥运会都会发生不少问题。如果问题发生，但解决了，它就不再是问题，不能老抓住不放；如果始终没解决，那它就是问题。
这次伦敦奥运会，比如交通，开始的确有问题，但后来相对好一些；比如开始有很多空座，但现在解决了，那就不能揪着上座率低的辫子不放。北京奥运会并非完美，最后也有不足，当时国际奥委会曾指出安保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和物，那就不要用十全十美来要求伦敦，要求任何其他一届奥运会。
最近在国际奥委会内部，有一种新的思想被提出：返璞归真。要让奥运会回到最初……这是不可能的！事物有发展，就不可能回到原点。这种提议，其实就是中国老子的思想，缺陷是：总是要求回到原点，这过于理想化，不现实。
但问题是：为什么会要求奥运会“返璞归真”――因为现在的奥运会，对于承办者的压力太大，而且是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如果想要“返璞归真”，那就要从这方面来解决问题――以后的奥运会，要减轻承办者的负担和压力。
5.卸任国际排联主席
“缺乏体育外交人才，无法参与规则制定”
体育总局的领导跟我谈过很多次，希望我能连任（国际排联主席）。但我还是权衡了很久，还是决定卸任。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中国体育的国际形象。我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中国人还是能办一些事情，带来了一些改革，而且，不谋权！
如果我再留一任（4年），我觉得不会推出太多新的东西，而且别人会抱怨：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不退休……这对中国体育人、对中国人的形象就不利了。
我们这批所谓的中国体育外交家，是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那个时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为了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而斗争、战争，我们是在“外交战争”中走出来的一批人。当时，有些事情我们非做不可。我们必须去认识国际上的各种人物，必须去在国际组织里面“做官”。如果我们不走出去，那中国就出不来！
现在，环境变了，对于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办法和思路就换了。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期，国际舞台上，我们的外交方式变了。
如今，老的一批因为年龄和精力，已经逐渐淡出舞台，以后的国际体育组织中，中国就要靠杨扬、李玲蔚他们这批运动员出身的新生代去代表了。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慢慢摸索经验。
当初我们其实还是搞政治，因为需要斗争嘛；而现在和平发展时期，我们更需要一些搞体育、搞技术的专业性人才。大环境在变化，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交叉转型的时候。这个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给予足够的重视。体育外交人才的匮乏，导致我们现在进不了核心了，这样的后果是：我们没办法参与规则制定，只能适应规则。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在现在的大环境下，任何规则的制定，都是针对强者、限制强者的。过去西方霸权主义时期，美国拥有权势，他们制定的规则大多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但现在世界变了，其他势力争夺话语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所以要制定完全有利于他们（美国）的规则难了。为什么环境公约迟迟定不下来？就是这个原因。
通过这个分析可以看到：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规则的修改，肯定是针对中国。这一点不要有什么惊讶，它不针对你，这个项目就可能完蛋了。
至于怎么培养新的体育外交人才――我觉得首先要正确提出问题。一旦体育总局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解决的办法自然会出来，“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相当于问题解决了一半”。但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总局可能还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6.周俊事件与体育制度
“中国体育改革应马上进行，自上而下”
出现奥运参赛名额的争议，本质上其实是地方利益的斗争。现在，体育总局会考核各个地方对奥运会的“贡献率”，所以各地方体育局都会在这个环节上暗战；另外，奥运会金牌还计入全运会，也是一个原因――这些政策，都有积极一面，鼓励大家输送运动员。但任何政策都有消极一面，问题在于，中国的好政策，其消极面跑得比积极面快。
合理解决名额分配争议的办法很简单：采取单独奖励（地方和个人）的政策。把奥运贡献率、奥运金牌与全运会分开，与其他政绩考核也要分开。奥运金牌就是奥运金牌，别再算到全运会上。
全运会的意义是什么？在我看来，主要目的应该是推动全国的体育运动发展、全民体育发展，而不是利用全运会来发掘金牌苗子。但现在全运会的政策，是向强省倾斜，包括人才交流等。这样的结果变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最后，弱者就没有积极性了。
正因为中国体育过去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所以我的看法是：本届奥运会结束后，要尽快把体育改革提上日程。现在中国的文化改革已有成套的方针政策，体育是大文化的一部分，必须紧紧跟上。
过去体育改革为什么迟缓、拖延？是因为被奥运会压着：为了备战奥运会，怕有影响，不敢改。这次奥运会结束之后，我觉得应该赶快启动。
中国体育的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要靠上面来把握时机，下面折腾没用――因为体育的主要资源（运动员），在总局手中，而不在下面市场。
我认为，中国体育改革应该参照国务院制定的事业单位改革办法。现在控制体育资源的，都是体育总局下面的事业单位，比如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如果改革，那就要将凡是能够归公益性的，都并到机关；真正为事业服务的，全额拨款，不搞创收；能进入市场的，统统进入市场。
当然，体育项目冷热有别。比如举重、摔跤这样市场化程度低的项目，就暂时划成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全额拨款，不要搞创收，将来如果有了条件再议。而市场条件比较好的项目，足球、篮球、羽毛球这些，就完全协会化，归于市场。各个项目协会，则受体育总局监管，等于上市公司受证监会监管一样。
有人会担心体育改革是否会影响中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在我看来，中国体育的基础还在，改革虽然会有小的影响，但不会造成大的阵痛――因为整个训练体制没有打破，只是训练体制的投资办法和渠道可能有变化。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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