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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爆料大运会试运行状况不断 多名干部被免

www.sinoca.com 2011-08-07  《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文章:深圳,从大运会出发

  2011深圳大运会的会徽是“欢乐的U”。它无限向上,但绝不交合,暗示了开放和包容

  深圳湾体育中心主场馆有个美丽的名字——“春茧”,8月12日,这里将迎来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开幕式。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就可以证明自己。”22岁的深圳大学生志愿者郝斌在体育馆内对本刊记者说。被包裹在38公里长的网状钢结构下的主体场馆,就好像一只正待蝶变的蚕茧,被众多媒体解读为从这里“破茧而出,冲向世界”。

  “春茧”呈椭圆形,东侧大胆地“切”出了一个通透的“落地窗”,被称为“海之门”,坐在体育场里,往东,可以看见蔚蓝色的大海,大海的对岸,是一海之隔的“东方明珠”香港。

  30年前,深圳破茧而出,率先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邓小平对深圳寄予厚望,深圳也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激情岁月。

  “大运会的点火,就是新30年改革的承载者在点燃改革激情之火。”深圳市改革办副主任胡恒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这样的仪式将宣示改革使命之棒在向年轻人传递。

  8月12日,“春茧”将上演一场没有明星大腕,没有烟花,也没有人海战术的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赛事的主题口号是:“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深圳再出发新的契机,我们城市领导者和建设者也是这样理解的。”彭立勋告诉本刊记者。这位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补充道,大运会既是对深圳改革成就的巡礼检阅,也是对改革再出发的考验和检验。

  “那时的人都是为改革而生的!”

  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近一年来,大运会试运行现场状况不断,甚至当场罢免几位处级干部。“对深圳干部是一个检阅”。

  “一个年轻城市办这么大的赛事有点准备不足。”该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举办世界级赛事肯定是一个城市成熟的表现,现代化管理理念是办好赛事的前提。

  今年以来爆出的安保扰民事件被业界评为“缺乏智慧的行政管理”的行为。

  2011年4月27日,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一文,第六条规定:在严肃处理期(2011年5月1日至9月30日)内,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文件公布后,引起社会强烈批评,5月9日住建局作出回应,承认此前公布的文件“文字表述确有错误”,宣布立即撤回该文件,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至今未见下文。

  “执政行为的法治弱化还不止于此。”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苏东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说拆除三分之一的公共电话亭、驱赶八万“治安高危人群”等举措还可以理解为“非常态措施”,那么八成新的马路道牙翻新的动作似乎“穿衣戴帽”过了。

  深圳市民陈先生告诉本刊记者,曾经的福田保税区的桂花道是4月刚重新铺的路,6月又重新更换马路道牙,造成交通不便;在盐田区的海景二路,市民赵先生表示,这条投入使用也就两三年的马路被“翻新”了。

  “好好的路推翻了重来,看了可惜。”深圳市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袁晓江向本刊指出,大运会对城市建设要求有紧迫感,短期内加快城市建设可以理解,但是毫无标准地无序投入扩建城市令人难以理解。

  2010年6月,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副处长杜炜平和高级工程师高辉在大运村项目组协调会议上,当众辱骂项目经理黄先生,还用矿泉水瓶和烟灰缸打砸致对方流血受伤。事后杜炜平承认确有动手,表示赶工期压力很大,情绪失控才作出了如此举动。

  苏东斌对此充满担忧,相关事件暴露出某些执政者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官僚化来源于执政者的法治弱化,不考虑成本和代价。”他同时质疑大运会前期投入的公开透明化:“政府行为要法治化,城建的前期预算应该征求民众意见,并且公之于众。

  针对这些问题,苏东斌表示,“经过大运会,希望能够成熟起来。”

  香港一位常住深圳的市民告诉本刊记者,全球化赛事对深圳是个开始,这个年轻的城市需要经历成长转型之痛。

  “现在缺少改革的激情,深圳特区如果模式都模仿内地就没希望了。”曾经为深圳几代领导人谋划改革的彭立勋说。他的办公室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山下,对面可以看到莲花山顶的邓小平像。

  回忆起1988年初创办社科院的情景,已过七旬的彭立勋语气激昂起来:“那时的人都是为改革而生的!”

  1988年,彭立勋结束了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学术访问回国。是留在工作了28年的母校华中师范大学,还是到深圳去?经过反复考虑,彭立勋毅然选择了深圳。当时深圳的市领导交给他一个任务:“办一个不一样的社科院,要和内地不一样,要参考国外的办法。”

  此时,正是深圳调整改革的转型阵痛期——国内正处在改革开放后的“多事之秋”,有人主张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反对搞市场经济,回到“一大二公”的老路上。就在这时,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了深圳。

  1992年1月22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接见当地负责人时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要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

  “深圳的改革就是这样,在一次次转型中再出发。”彭立勋说。1992年7月,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彭立勋被任命为中心主任。他率先打破内地社科院动辄上百号人的模式,大胆提出“筑巢引凤”的想法,编制不超过40人,大量调研项目借助国内外智囊资源——“鸡不在深圳,蛋下在这里行不行?”在1992年的中国社科院体系里,彭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彭立勋意识到,深圳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成功实践都来自对陈旧理论的突破,当时的特区建设理论严重滞后的局面必须得到改变。他将研究视野投向经济特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1993年6月他的论文《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在深圳的实践》以新颖的立论产生了广泛影响。

  “那时候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披荆斩棘地闯”,彭立勋说,“现在非常缺少改革的激情和思路。从情感上和路径设计上都缺少,改革的意识淡薄了。”

  2002年发表《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引起特区大思考争论的作者,现《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呙中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今天深圳改革的“成年转型”和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大差别。当时的改革者都扛着中央的尚方宝剑——那时候深圳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央直接派下,受命直奔改革的使命而去,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却都是从广东省下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深圳人感到有所失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90年代以来深圳在中国改革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主政者的风险考量。

  2011年8月1日,深圳大学体育馆,鲜花少女队的志愿者汪莹在彩排间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以前我很害怕改变。”包括队列练习等的训练改变曾经让她无从适从,“和而不同”——她这样形容大运彩排对她的影响,并表示改变是一种进步,要坚持自己的特色,也要融合。

  像她一样的数名女生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对于大运会的感觉是——“政府提出的”速度和节俭办大运的理念挺好。

  “大运会的主角是大学生,应该听听他们的想法。”深圳市政协委员郭晋龙向本刊记者指出。改革的火炬在大学生运动会传递,他们准备好了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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