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吓人了，这么小的女娃娃，哪个惹得起嘛。”他给自己两个儿子下命令，不要再跟何洪家的孩子一起玩。
血案发生前，老五整日带着弟弟妹妹满村转悠，他们看到李树就去摘果子，路过苞谷地就掰几根玉米棒子，邻居家的田地对他们来说更像是游乐场。
直到邻居找上门，张杏子终于发现了几个孩子干的“好事”。有人在屋外破口大骂，“一根苞谷吃不饱，一张贼皮背到老”，她在屋里默默流泪，摁住孩子，一句也不敢还口。
这个外地女人已经把诉求降到了很低很低，“只要娃娃不讨人嫌就好了”。邻居骂完，她哭着训斥孩子，不准他们再偷东西。
但小孩的举动已经在这个上千人的村落，传开了。
提起这家人，一名正在犁地的村民忍不住皱眉，“太没教养了，跟这些娃娃是讲不通道理的”。
村子有关于这家人的各种说法。有人说，何洪是“罪魁祸首”，“他一天到晚都喊那些娃儿去偷东西”;还有人神神秘秘地说，计生办的人曾经都给张杏子上了环，又被何洪取下来了;还有人怀疑，这家人不停生娃，就是无赖想靠政府养起，“一家人都莫出息”。
张杏子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老天的惩罚”。“丈夫最初为了补贴家用，连死人钱也赚”。方圆几里有人过世，都是他去给死者理发修面，家属要一把火烧了遗物，他却抢着拿回来，为的是给家里省几件家具。
“这不就是报应吗!”眼泪啪啪往下掉，她的喉咙快发不出声响了，这个矮小的女人说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只除了一件，“娃娃生多了”。
“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上初中的大女儿仿佛一夜间多了不少心事，可张杏子只是感觉“很久没和老大说说话了”。她太忙了，女儿的生日是很难想起的，如果记起就煮个鸡蛋。11个孩子的名字她也常常搞混，她说自己脑子“不好使”，家里捡的狗连名字也顾不上取。
她常安慰自己“大女儿最乖，没什么问题”，以至于冲突爆发的毫无预兆，一度让这个农村妇女“搞不清状况”。
那个下午，懂事温顺的大女儿像“吃了火药一样”，向张杏子噼里啪啦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女儿声音很大，眼泪唰唰地流。
“一个礼拜吃饭只有10块钱，我天天在学校饿着肚子看人家吃肉，你晓不晓得!”
“从小到大一件新衣裳都没得，天天脏兮兮的，没得朋友，老师还把弟弟的位置调到最后一排，我们一直被人家看不起!”
“你晓不晓得，你们生这么多娃儿，别人天天都在背后嘲笑我们!”
女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张杏子用手使劲儿摁住“疼得要裂开”的胸口，好像下一秒就没法呼吸，老大的话像刀子一样在割她，“我要出去打工了，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17岁的老大扭头走了，那是2013年。
家庭的伤口越撕越大。老四自从去年在职高被人捅伤后，一直在家休养。半年前，老四开刀后，为了止疼，何洪做主让医院给孩子打了过量的止痛针。
一回家，张杏子就发现儿子变了：脸肥了一圈，舌头总像被夹着，说话也不清晰了。更可怕的是，老四的脾气“变差了”。
夜里，动过刀的肠胃开始发疼，老四把木板搭成的床摇得丁零当啷，他怒吼几声，站起身，一把提起十一岁的妹妹，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狠狠地砸向地面。
张杏子劝不住，她的声音吼再高，也没人听她的。这个头发凌乱、眼睛布满血丝的母亲，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老五老六扑上来，和摔了老七的四哥扭打成一团。
她知道，“老四以前不是这样的”，虽然成绩差一点，但对弟弟妹妹却从来没有坏心眼。去年因为媒体报道，才让老四和辍学在家的老二有了去读职高的机会。
何洪当时特别兴奋，为了凑800元学费，他把几个兄弟家又跑了一遍，可脸上始终是笑着的。
在那之前，因为低保、户口、温饱，何洪常常“求人”，他从亲戚家求到镇上、县里，不断地作揖、下跪、磕头，还时不时写信打电话，他家里的电话薄堪比县镇机关部门办事通，从县领导一路到村支书，每个人的办公电话和私用手机，他都有。
每封写给政府的信的结尾，他都说，“希望这群无辜的孩子在党的阳光下能够生活、成长、成才”。
张杏子回忆，打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他的主业变成了“天天跑政府”，“除了求政府帮忙，我们还能做啥子?”
但在政府的眼里，这是“无赖”的表现。蓬南镇一位副镇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政府也相当头痛”。他说，何洪“很无赖”，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
靠这办法，何洪“求”来了头几个孩子的户口，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
可唯独他最关心的“孩子的出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何洪对最大的两个儿子有过很多设想，从考大学到开挖掘机再到学技术，他的中心思想是“赚钱”。所以，那个能送两个孩子去职校学技术的机会，他想都没想，一口便应了下来。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职高，两兄弟被学校的小混混盯上，收保护费不成，对方动了刀子，老四急眼了，扑上去抢刀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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