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生下孩子时,丈夫在镇上的工地打工,她一个人操持家里的几亩田地,公公婆婆走得早,这个年轻的妈妈用背篼装上孩子,放到田地旁边的树下,一边看孩子,一边干农活。
哭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她的生活的。孩子一哭,她丢下手里的活,急匆匆看娃,农活根本干不完。
孩子一年年多了起来,自打1995年底跟着何洪来到四川,5年间他们一口气生了4个孩子。她和丈夫狠下心,在背篼底下铺上枯草,把孩子放进去,冬天再加一床小被子,几个破洞的背篼就搁在屋里。关上门,一路小跑到田里,只有这样,她才能“快点干活,早点回去带孩子”。
可就算把锄头挥得再快,张杏子也知道,“娃娃该受的罪一个都跑不脱”。
几乎每天中午从地里回来,她看到的都是这样一副景象:背篓里全是屎和尿渍,蹭了一身的孩子哇哇大哭,满屋子都是臭味。
那几乎是她最忙的一段日子,她像“发了疯”一样洗孩子的衣服,每天中午都只吃冷稀饭和咸菜,因为不生火的话,她能省下不少时间,多洗几件衣裳。
丈夫每天回家都会捎来“战利品”,有时候是小孩的衣服,有时候是破家具和烂鞋子。张杏子爱干净,她会把捡来的东西分类归置好,屋前要扫得干干净净,赶上空闲,就去卖掉废品。
当时,破鞋子的价格是一角二分钱一斤,张杏子满心欢喜,只要自己背得多一些,回来的时候,一定可以给孩子们从镇上带点吃的。
但如今,回忆起过往种种,这个满头油垢的女人只觉得“可笑”,“都是命中注定的,娃儿生多了,自然就在造孽”。
她至今记得那个午后,从田上回家,左找右找也不见三女儿,最后,她在门前的坡底找到了女儿,“丁点儿大”的女儿活生生从坡上摔了下去,头破了洞,血流了一地,却一声不吭。
没多久,六女儿爬上了二楼的窗户,随后重重地掉下,后脑勺的伤口像关不上的水龙头,血一个劲儿地往外涌。
“落下去的人为啥子不是我嘛!”张杏子的右眼已不太灵光,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流下。
家里的二楼后来被夫妻俩用废品填满了,孩子再也上不去了,可张杏子心里清楚,“家要不行了”。
孩子还在一个接一个的生,她洗衣服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衣服弄脏的速度了,丈夫收回来的废品她也没心思再收拾,屋外的空地就这么一点点,变成了一座垃圾山。
一楼的家里也塞满了收回来的烂衣服,一下雨,湿衣服就漂在地上,从屋内流到屋外。厨房、客厅、饭厅,也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家里消失,灶台如今被安置在成堆的垃圾废品中,洗菜、切菜的地方则在猪圈旁。
“不害怕,我心里只有仇恨”
从1996年开始,陆陆续续有11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降生。张杏子不止一次地劝过丈夫,别生了,别生了。可何洪每次都骂她脑子笨:“存钱不如存人,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多不求人。”
直到2012年,43岁的张杏子生了最后一个孩子,那是女婴。在和政府的“谈判”中,何洪同意给妻子做节育手术,条件则是解决家里几个孩子的户口问题。
“我当不了家,他要生我也只能生。”张杏子低下头,闷声道。
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女人能做的,不过是把白米粥熬浓些,咸菜多放一点点,让孩子多吃些。
如何填饱肚子,一直是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何洪经常带上儿女去村里的庙蹭吃蹭喝,有时候是老五老六,有时候是老八老九。大年初九那天,是老五老六跟着一起去了庙里。
口角也一如既往地发生了。
守庙人脾气不好,老跟这家人作对,有时候张杏子去收吃剩下的饭菜,他拿着木棍在里面搅来搅去,“看看有没有偷我们的碗筷”。这回,老五老六又在庙里跑跑跳跳,守庙人火气蹿上来,难听的话一句跟着一句往外蹦。
喝多了的何洪没忍住,和守庙人扭打在一起。慌乱中,守庙人拿刀砍向了何洪的后脑勺。
谁也没注意到,13岁的老五突然抄起板凳,朝80岁的守庙人砸了过去。
啪啦一声,守庙人倒地,发出几声哀嚎,红色的血慢慢流出。一旁的何洪扑了上去,给了守庙人致命一刀。
“不害怕,我心里只有仇恨。”老五平静地说。
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说,自己已经“受不了那些人的欺负了”,她见过守庙人不停羞辱家里人,母亲却只低着头不敢辩驳;她见过村里人来数落家人,还威胁“你要敢打我,我喊我儿子抓你们”;她见过上幼儿园的弟弟被老师要求背对黑板一学期也不发书、见过跟自己最亲密的老六被单独安排在最后一排、见过班上同学一见到她就喊“×××来了,快跑,哈哈哈”。
事实上,何洪在修庙时,曾帮着挑水、砍树,出力,庙里的人曾许诺,他可以去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老五咬着嘴唇说。
她也曾努力想要融入学校的集体,可她穿得太脏了。这个青春期的少女曾冲着母亲大发脾气,“给我钱,我要请同学吃饭”。
钱最后是要到了,可老五说,“我在学校没有朋友”。
当着记者的面,她握紧拳头,朝七妹的脑袋狠狠砸去,“就像这样,仇恨!”她仇恨学校嘲笑她的人。
似乎每个村里人都不讶异老五的拳头。有村民说,自己亲眼看到老五带着弟妹来偷自家的果子。他生气,想教训下个头最大的老五,结果,“你一凶,那个老五比你还凶”。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