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远远看见老妈时，她正眯着眼在手机上找我的电话。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老妈的失眠症复发，一直没合眼。见了我就兴奋地说起在飞机上的经历：
“美国人喝的水怎么都是冰的？我想要热水，想了好半天，突然想起来水是water. 热是啥来着？我就比划啊……最后还是要着了！”
汽车驶过机场高速路，路边的棕榈树迎风摇摆，两侧稀疏的白色小楼从山头一直铺到山脚。天边起飞降落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加州的夏天，阳光炽烈，晃得人睁不开眼。两年前，就在这条路上，我坐在一位基督徒的小红车里，只身一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兴奋得两眼放光。
那年，我23岁。响在耳边的不是老鹰乐队那首《加州旅馆》，而是因为太久没睡觉止不住的耳鸣。
“对啊，我就拿着你给我准备的材料，过海关的时候一直笑，人家就让我过了……”
老妈话没说完，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毕竟是快六十的人了，为了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一个人远渡重洋，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是她自己想都不敢想的。
两个月前，在我忙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妈就在电话那头说：一定要去。接着就跑到照相馆拍了张签证照片，准备材料，坐火车到沈阳办签证。至于她为什么这么坚持，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老妈刚出生就是大饥荒，吃着马粮树皮勉强活了过来。小学赶上文革，没读几天书，每天在“斗”，看着那些大人们斗，自己负责唱歌跳舞，歌颂领袖。比我还年轻一点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被派到绥化的一个知青点干农活。后来恢复高考，从握着锄头到握着笔，没日没夜复习了两个月，又考回到城里。返城了，读了师专，做了老师。第一个孩子出生，刚上小学，一场病就没了。正赶上国家计划生育，当初没敢要第二个孩子。这回第一个孩子也没了。再之后就有了我。
她这辈子都是被别人安排的。挨饿、批斗、下乡、考学、结婚、生子。没有一件事随了她的愿。去美国，像是第一次由她一个人完成的宏图伟业，唯独这件事能为她正名。
老家的生活水平在东北只能算普普通通，存款说多不多，说少也算够吃够喝。老妈多年的心愿就是能住上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中考当天，妈妈被考点附近的房地产广告吸引。我前脚进了语文考试的考场，她后脚就拍下了一套房。等漫长的考试过去，我考上了省里最好的高中，她一直都在心心念念那间“属于自己的房”。每隔几天，就到工地去看房子盖得怎么样了。可惜天不如人愿，开发商和建筑商的交易迟迟谈不拢，两年下来，房子倒是盖得差不多了，窗子没来得及安建筑商就跑了。
之后的周末，妈妈终于闲了下来。再之后，我高考、到南方读大学、出国。八年间，她每天能做的，就是不娴熟地敲着键盘，查一查她那间房的消息。那幢楼里当初的房客，四处奔走、打官司、被驳回、继续打官司、继续被驳回。原本把它当做婚房的的新婚小夫妻离婚的离婚、再婚的再婚。儿女为了孝敬父母买的房，房子没等来，父母的年岁熬不住了，阴阳相隔。
终于有一天，她拿到了那间房的钥匙。老妈已经从五十知天命到了六十耳顺，当初的兴奋劲儿早就过了。她摆弄着那副钥匙，嘴里叨念着：你都要去美国了，可惜有点儿迟了啊。
妈妈等房子的时节，全家人就挤在九十年代买的小房子里。下雨或下雪的晚上，会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那是雨水透过脆弱的墙体，渗入滴落到地板上的声音。起初是掉落在书页上，窸窸窣窣，像老鼠偷食。后来，那些书被我搬走，就只剩下滴答滴答，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
妈妈的房间也没能幸免，床正上方的天花板被水浸湿了一大片。我们俩并排躺在那屋的床上，我突然发现那片水迹像一只飞翔的天使，也像一个酣睡中的婴儿。妈妈听了，笑得不行。第二天，我们借来了钥匙，从院子里搬来残缺的砖头，爬到楼顶修房子。
19岁那年，我到南方读大学。老家的房子还是没经得住冬天东北的风雪，在开春的当天全面崩盘。妈妈那屋是重灾区，床上放满了接水的脸盆。也是那一年，我在富庶的南方，感觉到南北方生活开销的巨大差异。想起妈妈的新房和旧房，总觉得花钱本身就是罪恶。大学毕业前夕，因为年少无知无畏，我决定到美国读研究生。大年初三那天接到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盯着天花板上的水迹，总觉得对我而言，现实和理想之间，差的就是钱。
我说：不去斯坦福了，到公立学校吧，学费能便宜好多呢。
爸妈却一口咬定：不行。你能有这个本事，我们就能给你这个条件。必须去读！
当时我给一个电影公司写了一年半的剧本已经接近尾声，原本期待着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赚些钱，减轻家里负担。结果因为资金问题，制片方没拍成，合同没签，钱也没了着落。我开的银行账户依旧空空如也。
我就这样，揣着家里几乎全部的存款和贷款换成的美元，来到美国加州。像是带着一种使命，从此背上了一屁股债。在美似花园的斯坦福，我的双脚总感觉踏不到地，一面是家里厚实如山的期待，一面是自己不知所往的迷茫。一面读着艰涩难懂的理论书，写着用词玄乎的论文，和人家讨论文学讨论中国，一面想起老家漏水的房子，妈妈正站在街上，为一盒图钉和小贩砍价。而我三个月的学费，就足足可以压倒这一切。
因为远隔重洋，加上要命的时差，我总是这个家里最后知后觉的人。那边的人病了、走了，我都不知不觉就被“置身事外”。在美国西岸那个安静祥和的校园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理想，都为了某个学术问题而亢奋。完全嗅不到任何和现实相关的气息。尤其在富裕的硅谷，开在路上的敞篷跑车、在名牌商店挎着购物袋穿行的姑娘……仿佛已经是生活的常态。虽然街上偶尔也会有穿着破烂的乞丐，有精神错乱的退伍老兵，有推着装满全部家当的小车和人讨钱的黑人，但总觉得那一切都和我没太大关联。
就这样，在那个人人都惯于优秀和富足的大氛围里，我渐渐走失，几乎患上抑郁症，经常在噩梦中惊醒，无缘无故难过得想哭。
好在两年之后，我如期毕业。家里终于松了口气——再也不用花钱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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