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之后，15岁的中学生李岩（化名），并没有停止上暑期课外辅导班。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提到爆炸物品中包括氰化物，其中氰化钾平均致死量为200毫克。听到这一信息之后，他再也不敢在室外大口呼吸了，回到家里之后，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
到了8月15日，他突然感觉胸闷气短，随即被家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奇怪的是，经过检查医生并没有发现他的身体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可是，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李岩突然手抖得特别厉害，并且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把他的父母吓坏了，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就诊，结果还是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虽然他的身体没有被检查出任何问题，但是李岩只能依靠氧气袋才能正常呼吸。无奈之中，家人只有求助于团天津市委在天津第五医院设立的心理救助站。
屈利是接待李岩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她说：“李岩来的时候表情特别木讷，他的妈妈还帮他拿着氧气袋。”
“我当时就和他聊，发现他身体上的症状是恐惧所引起的。”为了消除李岩的恐惧心理，屈利当时就给他分析说，“我们处于爆炸点的上风向，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很低，人体要呼吸够200毫克的剧毒物也是不现实的。”
当时，屈利边解释边给李岩做一些心理抚慰，让他的情绪平复下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李岩的身体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觉得自己的担心有些好笑。
“我运用了置换错误认知的方法，用正确的信息换取原本错误的观念，从而消除李岩的焦虑点。”屈利笑着说。
其实，像屈利这样的志愿者有很多，在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团天津市委就组建了由110余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心理疏导志愿服务团队。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余名老师，共同组建“8·12心理危机援助中心”。在此基础上，两家机构共同出资成立天津心理援助服务站。团天津市委还从天津师范大学招募选拔60余名青年志愿者，成立天津青年志愿者心理援助服务总队，协助天津心理援助服务站开展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服务。
保护措施不恰当，父母变成“二次伤害”的“凶手”
在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年轻的妈妈何莉（化名）依然心有余悸。爆炸发生时，她与女儿在家中，她当时以为发生了地震，带着女儿冲出了家门，一路尖叫。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女儿受到了惊吓，突然变得不爱说话了。随后，何莉将女儿送到了外地的奶奶家。
“奶奶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孩子在睡觉的过程中经常做噩梦，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何莉只好电话求助团滨海新区区委心理援助热线。
当时接电话的是天津良友心理咨询中心的志愿者张晓萍：“我劝何莉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接回来，孩子不仅在爆炸中受到了惊吓，而且孩子出现恐惧的原因就是父母不在身边。”
张晓萍根据多年心理咨询经验认为，父母是孩子安全感的来源。遭遇突发事件，有父母陪伴的孩子，比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焦虑感要低一半左右。如果发生类似爆炸事故，父母把孩子送到外地，看似是保护措施，可是一不小心就变成“二次伤害”的凶手。
“家长们看到孩子受到惊吓，第一反应一定是觉得心疼。有的家长为了补偿孩子，给孩子买了很多玩具和零食，对孩子‘过度补偿’并不利于孩子心理的恢复。”张晓萍给家长提出支招，“这个时候，家长给孩子精神上的抚慰更加重要，比如给孩子一个拥抱，逐渐消解孩子紧张的情绪，让孩子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情绪中就可以了。”
事实上，在大的灾难面前，孩子的情绪总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出现发烧、腹泻、肚子疼等症状，这些都属于心理的应激反应。如果短期内孩子情绪没有缓解，就要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援助志愿者。
“很多受灾者，灾难发生初期还硬扛着，这反而容易在后期憋出更多的问题，还不如及时地宣泄出来。流着泪前行的人才算坚强。”张晓萍说。
她提出自己的担忧，灾后受灾者会出现失眠、噩梦、焦虑和愤怒等表现，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过，社会要对那些沉默寡言的受灾者格外注意，必要的时候及时帮助他们寻求心理干预。
防止误读受灾者情绪，用专业技巧为受灾者减压
最近这几天，来自天津的志愿者韩英在接待受灾的来访者时，设立了一项不起眼的小程序——让来访者自己把纸巾扔掉。
原来，由于来访者的精神高度紧张，她为受灾者心理疏导的过程中，绕不开情绪的宣泄。“需要通过哭的方式，让憋在来访者心中的情绪充分地释放出来。”韩英解释道。
每当来访者哭的时候，韩英总会不失时机地递上纸巾。当心理疏导结束之后，韩英就会引导来访者把纸巾扔到门后的垃圾桶里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