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童母上吊父再婚 被问“有什么梦想”流泪

　　问：那么你们通过什么方式邀请到了马格南摄影师，他们立刻就答应了吗？

　　田麒：简单来说，是。

　　邀请Steve McCurry， David Alan Harvey，Christopher Anderson，Chris Steele-Perkins来中国基本上都是一个电话或者邮件搞定的。而推敲具体的选题，拍摄方式往往会花掉很多时间，他们也都很忙，所以找到合适的时间非常不容易。

　　走访50个学生10个老师 感触到另一个“中国”

　　问：最终选择藏区学校进行拍摄的因素是什么？一共走访了多少学校，接触了多少孩子？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画面？

　　田麒：拍摄地的选择，是由我们和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讨论决定的。之所以选择青海、云南和安徽这三个拍摄地区，我们希望通过Chris的拍摄反映中国西部，南部，及中东部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现状。我们共走访了11所学校、5个教学点、1所幼儿园。走进了50个学生、10个老师家中。在这一个月的拍摄途中，在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家庭，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与际遇后，我们逐渐感触到了另一个“中国”，它真诚、怀旧又让人耳目一新。

　　留守儿童最需要心理上的疏导

　　问：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Chris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接触中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田麒：Chris不愿意被人问他“使用什么相机”，进出山区几个星期，我们一直背着两台“行业标准”的全画幅数码单反和三个镜头，但是整个项目却是由一台微单和一个不到四千元的变焦镜头完成的。“摄影师”是Chris的名片，但我感觉对他来说，“摄影”同“相机”一样只是他看世界、了解世界的工具。

　　举个例子，Chris经常会让我把车停在路边，他会饶有兴趣地拍拍风景。我总开他的玩笑说“这是要为元纪实印挂历吧”。对他来说，照片是他与世界的联系。当然，我们也会聊很多关于拍摄对象的问题，Chris一直反复和我探讨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留守儿童的祖父母不在了，他们该怎么办。在他看来，中国太大，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没那么简单。

　　问：在走访拍摄的过程中，你看到的留守儿童的现状是什么？不止是留守儿童，还有当地的教师状况。他们最急需的是什么？

　　田麒：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我们走访了学生韩雪的家。韩雪的奶奶是一个特别积极乐观的人，也是所有我们家访老人当中最不拘束的一个。奶奶身体还很硬朗，有时一个人要照顾四五个孩子。当我们问起照顾这么多孩子辛苦不辛苦的时候，奶奶说：“带孩子就带呗，也没有办法。孩子爹妈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韩雪的父母和叔叔都在外面打工，但是在外生活也不易，有时寄回家的钱也很少。奶奶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最近，韩雪的父亲因为总是头痛，所以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我想当老师。”韩雪十分坚定地描述着她的梦想。“我想回到这里当老师。”在很多孩子眼里，这里的老师是改变命运的桥梁。韩雪有一个幼时患了小儿麻痹现在常年卧床的哥哥。她每天都会花很长的时间给哥哥按摩，怕哥哥会肌肉萎缩。哥哥的身体以一种扭曲的姿势躺在床上，双手还被皮筋捆着。但是韩雪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可能陪伴哥哥，让哥哥不感到孤单。“你想爸爸妈妈吗？”“想啊。”“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她的回答则是长时间的沉默。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能够强烈的体会到，留守儿童对于父母的思念，当然也有一些个别的孩子，因为父母在外打工时间过长，对父母的陌生感与日俱增，祖父母成了他们生活的依靠。但由于年龄的代沟，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多，所以这些孩子往往比较沉默寡言。我们不能够盲目的断定留守儿童的心理都是有缺陷的。但是他们一定需要心理上的疏导。

　　有些留守儿童对于梦想的回答只是默默地哭

　　问：摄影师Chris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孩子叫卓玛，能说说她的情况吗？

　　田麒：多吉卓玛是为数不多的走读学生，我们开车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她的家。卓玛的姥姥迎我们进了她们租的屋子。但是进了房间之后，我们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坐。房间实在是太小了，只能装下两张床（一大一小）和一个炉子。这个房子类似于非典或者地震时期盖的简易房，那种只能遮风避雨的塑料板搭成的小棚子；即使这样，房租仍对于卓玛祖孙来讲是一笔不少的支出。姥姥说因为拉电太贵，家里一直没有电，每天卓玛只能点蜡烛学习，久而久之所有的墙就都被熏黑了。卓玛的姥姥有一个牧场租了出去，每个月只有三百多元的收入。而这是他们祖孙俩全部的收入。

　　“其实要是回去做牧民肯定会比现在挣得多。但是我要去放牧的话，就没有人照顾卓玛生活上学了，只能把牧场租出去。”卓玛的姥姥一直强调她不能让卓玛辍学的想法。

　　卓玛的父母是包办婚姻，卓玛爸爸对妻子一直不好，卓玛妈妈上吊自杀。父亲之后再婚，就再也没有关心过卓玛了。

　　当我们问卓玛长大想要干什么的时候，她默默地哭了起来。你我儿时都被问过这个问题，科学家，月球工程师，明星，我们那时眼睛里面总是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幻想和憧憬。而对于卓玛来讲，这个问题却如此复杂。

　　那天，我们一共走访了三个孩子家，每当问起“将来有什么梦想？”的时候，他们都哭了。我当时特别想安慰他们，但那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好，感觉语言特别的苍白无力。

　　希望未来有人可以将这组照片作为工作参考

　　问：你觉得拍摄这组照片的意义是什么？

　　田麒：首先与转瞬即逝的“现象”不同，一张（组）照片能够将这个瞬间保留到永恒。那么50年后这组照片的意义就是“50年前，在中国XX省的XX县有着XX一家人过着XX的生活”。它的意义无法用现在的价值和方式估量。也许那时留守儿童现象仍然还有，那么大家可以以这些照片作为参考，检验过去的工作。

　　其次，元纪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益组织”，我们非常敬佩那些工作在第一线的公益组织成员。我们的专长是通过纪实形式帮助他们产生宣传材料并为特定的话题寻找话语权。除了在媒体上发表我们的原创材料，元纪实还将免费授权多个相关公益组织使用这些照片，通过他们的渠道和力量为留守儿童带来真正的帮助。

　　问：你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如果单单只是拍摄这组照片并公布，似乎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是否考虑将这些照片发给有关部门以此引起他们的关注？

　　田麒：元纪实的能力有限，而且术业有专攻，我们做好纪实编辑工作是第一位的。真正对某些现象产生影响的是在第一线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老师、公益组织。

　　除了拍摄记录并且帮助传播，我们还会逐渐做一些咨询性的工作。或许你可以把元纪实的摄影师看作公关方面的咨询师，他们懂得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材料，并且懂得传播和扩大参与度，我觉得未来与我们合作的公益组织也能学到很多。我们很快会做一些类似“冰桶挑战”的互联网参与性活动。

　　除了被动地看照片，听故事，我们也欢迎更多的组织机构主动地找我们聊聊，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新的项目。

　　必须明确留守儿童不等同于问题儿童

　　问：国外是否有类似中国留守儿童这样的群体呢？如果有，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儿童的生活和心理以及教育等问题。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国内留守儿童的现状？

　　田麒：外国当然也有“留守儿童”的问题，但是因为文化差异，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征。比如我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现很多家庭都有几个家庭成员出国打工，但是很多比较大的家族都居住在一起，“留守”的现象似乎没有中国这样集中。在其他地区，有很多家长长时间出差或在其他国家工作，但是因为地域没有中国这么大，回家的次数能够多一点。与中国一样，当成长中的孩子无法生活在“正常”的家庭环境时，学校便成为了辅导心理的最佳环境和地点。

　　我们走访的学校，大多数都在建立“留守儿童关怀中心”，希望通过各类型的活动，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上的辅导。

　　我们需要意识到留守儿童每一个个体的情况是十分不同的，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也是存在差异的。同时，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给他们贴上标签，留守儿童并不等于问题儿童。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要关注每一个个体。当然，这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教育本身就不是一蹴而就，想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