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腿硬汉”发愁了
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盘算着:36万元捐款,还剩多少。但算来算去,就剩七八万了。这些数字时常让他变得皱眉凝思、多愁善感。
今年3月10日下午,从医院回到家的郑艳良坐在床上看电视。
右腿还是胀疼,但他习惯了,也不太当回事。两条残肢上盖着的毯子滑下来,他却不觉得冷。“大家都说我体格不错,就是两条腿不行了。”
假肢放在床边的轮椅上,衣柜上显眼的位置还摆放着河北省红十字会捐助20000元整的救助牌。
当初,他一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6万多元捐款。绝大多数捐助者他都不知道姓名,仅有几个知道联系方式的,逢年过节他都发短信问候一下。现在的他,也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谢意了。
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盘算着:36万元捐款,2013年12月那次住院,花了7600元;2014年1月北京看病,花了9万多;此前在保定市第二医院两天花了1.9万元;去年3月妻子住院,花了1.1万元。北京装假肢加上食宿11万元。现在每个月的药物花费接近2000元,90%不能在新农合里报销;身体检查费用1000元。掐着指头算来算去,36万元捐款就剩下七八万了。
这些数字让这个“天塌下来当被盖”的“锯腿硬汉”变得皱眉凝思、多愁善感起来。
如今,这个家庭仅有的生活来源就是他20岁的女儿在外地打工每月1800元的工资。女儿每个月能寄千儿八百回来,郑艳良觉得“小女孩真不容易。”
家里的4亩农田,如今只能种一季玉米,因为没有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每年秋收之后地就荒上半年。所以,在这个家里,只有秋收,没有麦收。家里30多年的老房子已经漏水,房顶上铺了塑料布。去年的雨季,郑艳良一家都没在这里住,今年他准备收拾一下,“至少不能让雨水滴到脸上吧。”
2014年春节在北京治疗期间,郑艳良担心收到的捐款很快花光,曾恳请媒体“再帮帮忙”。但现在,郑艳良没再说这样的话,甚至有记者朋友掏出几百元给他,他也很坚决地拒绝了。
去年,乡上和村上的干部都曾对郑艳良说,准备申请一些经费,帮他家先把屋顶给修了。2014年7月,郑艳良在北京安装假肢期间,乡政府还给他去过电话,问他这房子修不修。郑艳良说修。不过,直到现在,乡上和村上都没有付诸实施。从北京回来后,郑艳良打电话给乡政府,问什么时候帮他修屋顶,对方让他再等等,好像是经费还没申请下来。
一位经常来郑艳良家的村民说:艳良这两年精神还好,就是这身体状况还是让人提心吊胆的,那个奇怪的血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复发,这太折磨人了。
2013年几百家媒体来到保定采访艳良,都说郑艳良的故事击中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软肋。但现在看来,医疗保障体系还是没什么改变。
“熬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
有时候,他盯着南屋房檐下那口瓮长久不语。那口瓮里,装着他当初锯下来的右腿。“什么时候这口气上不来了,这个残废的身体和那截腿骨就一起火化或者一起埋了。”
他说,还是要感谢政府,给他家办了低保,每个月能领到129元钱。去年年底,县残联送来了500元慰问金、10斤饺子粉、1壶油。
“还是艰难,但就这样熬着吧,熬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比起2012年自己锯腿的那个时候,现在算是好得太多太多了。”他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有时候,他盯着南屋房檐下那口瓮长久不语。那口瓮里,装着他当初锯下来的右腿。“什么时候这口气上不来了,这个残废的身体和那截腿骨就一起火化或者一起埋了。”
3月11日,郑艳良再次前往医院继续前一天没有完成的检查。朋友有事无法帮他,他只好花120元雇了辆面包车。
彩超检查表明,他的右腿动脉又有较严重的血栓堵塞。医生认为,此前服用的药物可能失去效用了,需要换药。观察一个星期后,再决定是否再重返北京治疗。
检查出来,在医院门口,轮椅上的郑艳良掏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两口,久久不说话,烟掉在地上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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