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北京”的生存梦想:探访地下群租客现状(图)

　　“地”二代

　　▲2014年10月9日，北京市昌平区安宁庄后街一处地下室内，一个小孩推着自己的车子。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书旗摄

　　这座地下城市，和繁华喧嚣的距离，或许只有一层楼板的厚度。阳光照不进来，只有感应灯时明时暗。这里最多的表情是面无表情。不过咿呀学语的孩童，在昏暗的空间看到陌生人，依然笑着嘀嘀咕咕，驱散了地下的阴冷。

　　老赵一家五口祖孙三辈挤在新坐标小区的地下室。小孙子还没上幼儿园，家里挺犯愁，除了睡觉休息，几乎不让他在地下室待太久。

　　“空气不好，有些潮湿，怕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对他以后有影响。”具体什么影响，老赵一时也说不上来。想了很久才说，“怕性格有影响。”

　　下午4点半，南三环海户路的晚市开始热闹起来。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李玉喜抱着2岁的儿子嘟嘟，准时从西罗园南里地下室出来。儿子喜欢看鱼贩子卖鱼杀鱼，这是李玉喜能满足儿子的最便捷的娱乐方式。

　　母子俩的周围，就是号称位于北京“龙脉”之上，长江以北规模最大的“大红门服装批发集散地”，拥挤嘈杂又商机无限。一个头发和皮鞋一样锃亮的中年男人，操着南方口音，和鱼摊旁边的杂货铺老板商量，想调换刚刚买走的一只灯泡。

　　李玉喜抱着嘟嘟，她的爱人在旁边拘谨地站着，一撇小胡子掩饰不住年轻的面孔。两人都是1988年生人，都是服装批发市场的导购，每个月都赚4000多元。“想过自己做老板，但怕压货，手里这点钱一砸就没了。”

　　根据规划，这个服装批发市场的仓储功能、批发功能要向外疏解。辽宁的锦州、河北的固安、天津的武清，未来或将承接产业转移。

　　李玉喜计划着等嘟嘟大一点就送回河南老家。如果这个批发市场真的搬走了，俩人计划去广州发展。

　　西三环保利百合小区，电梯维保工人周胜平和陈平江刚刚完成工作交接。周师傅搬走了地下室里最后的一些生活用品。　

　　两人简单寒暄。陈平江年轻的妻子小蔺，在一张用业主装修余料拼成的床上，逗着不到一岁的儿子乐乐。这间地下室迎来了新的住户。

　　2011年夏天，周胜平的大女儿芊芊就在这里出生。“点了一晚上蚊香，早上起来一看地上全是死蚊子。可到了晚上，还是一群一群地冒出来。母女两人整个夏天都顶着满脑袋的包。”周胜平说到这儿，就觉得老婆的好。平时闹情绪吵架，他尽量忍着。

　　2013年年底，儿子亨亨在老家出生，不到一个月也住进了地下室。亨亨属于超生要罚五万，请村领导吃了一顿，这事儿就摆平了。不久之前，公司把他调到长安街边上某高档小区。“里面住了很多高官。活没这儿多，但领导说了，出了事故，公司也得关门。”

　　周胜平10多年前进入这个行业。值得一提的是，入行以来，他从地下三层住到地下二层再住到地下一层，如今终于住到了地平线以上。

　　“不过再干也就这样了，除非到管理岗位。我一没学历，二没人脉。现在办事到处靠人。”

　　河南信阳的李学勇，也靠“人脉”，带着一家人“免费”住进了北四环九台2000家园小区的地下室。

　　最近，12岁的儿子李根突然很享受地下室的生活。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电击小子》——隔壁是一家带WiFi的洗车行，比李根大不了几岁的洗车工很快教会他如何“蹭网”。

　　李根的母亲好几次想去说服老板把网掐了，可想来想去也没有合适的理由。

　　李根和二姐李凤两年前从老家一起转学到昌平区东三旗智泉学校。李根上三年级，15岁的李凤上四年级。

　　除了“蹭网”，李根喜欢这里的清净。班里同学也有住在地下室的，都说地下室特吵。小伙伴刘家纯过来串门，肯定了李根的说法。两人还讨论了一会儿李根新拜的“师傅”，班上那个体重超过100斤的同学。

　　李根所在班级一共38人，多数是打工子弟。智泉学校创办人来自河南，“十二年来，智泉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打工子弟教育品牌。在周边，甚至在整个京城，智泉学校严明的纪律，过硬的教育质量有口皆碑。”学校官网如是介绍。

　　李学勇通过老乡介绍接了这里的活——搬运小区3栋楼的垃圾，每月工资1000元，垃圾里能卖的东西都归他。瓶瓶罐罐一个月能卖2000元。为了这个工作，他花了5890元买了一辆2米长的电动三轮车，每天至少运送200袋垃圾。

　　一家人居住的地下室其实是地下车库的仓储间，用一个布帘隔成两间。座椅、架子床都是捡来的，缺脚的电扇靠在墙角，一只蟑螂一动不动停在上面。

　　李学勇被规定“只能卖垃圾桶里面的”。他被业主投诉过两次，都是因为垃圾袋有滴漏。物业经理对他的工作比较满意，马上就要签下一年的合同。

　　李根不喜欢喝白开水，李学勇每天给儿子买上一瓶饮料，自己则随身带着一个硕大的水壶。这个瘦弱的中年男人正在忍受甲亢的折磨，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不少。

　　“能干多久就干多久，等李根上高中就回老家。北京和河南考的东西不一样。”李学勇简单规划了这个家庭未来几年的安排。

　　他的爱人趁机接过话茬，戳了一下李根的脑袋说：“不好好学习，就跟着你爸收破烂去。”

　　“清”到地上 　

　　“还有没有地下室出租？”

　　一个瘦高个没有注意到贴在入口的整改通知书，依然敲开了东二环南小街20号楼地下室管理员的房门。

　　“没有啦，满房啦！”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霸道得像电影《功夫》里的包租婆。

　　瘦高个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只说现在住的地下室正被清理，很多住户面临无处可住。“房东就给几天时间搬家，真是愁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索性早点回家过年。”

　　北京居住生活的门槛一直在提高，清理整顿地下室，也帮着抬高了门槛。

　　从2004年至今，北京先后4次开展针对地下空间的专项整治。“不仅安全隐患、住人数量得到有效控制，管理法规、执法机制等也得到进一步完善，下一步将再用3年时间巩固成果，并对地上地下统筹，争取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管理。”北京市民防局局长刘宝杰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在最近的一次行动中，北京重点对违法群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18处普通地下室进行集中治理。涉及住户约3299人，分布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通州等区。

　　媒体人大梁来北京已整10年。他最近找了个时间，去探访刚到北京求职时住过的地下室，结果被房东轰了出来。“里面的样子和10年前一样，只是住了很多餐馆服务员。”他的怀旧之旅有些尴尬。

　　这处位于北二环内鼓楼西侧老居民楼底下的地下室，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固定住所。当时每月房租300元，北侧房间住了许多求职或实习的大学生，南侧房间是一家夜总会的员工宿舍。两者没有交集，例外的情况在周末，“睡懒觉刚醒的男生和穿蕾丝睡衣的女孩挤在一起洗漱。”他继续回忆，“地下室唯一的厕所在西头，夜里一些人不愿意起来上厕所，就把尿撒到矿泉水瓶里。打扫卫生的老太太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时段在骂人。”

　　怀旧之后，大梁断言：“现在住地下室的人，再过10年，或者依旧住地下室，或者早已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