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9日，北京市昌平区佳园小区地下室楼梯口外，阳光很刺眼。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书旗摄
地下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每年新增人防工程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相当于3.5个天安门广场。这是另一个北京，一座“地下城市”。
北京庞大的地下空间，由普通地下室和人防工程两部分组成，分别由北京市住建委和北京市民防局管理。
100万，这是一个不断被媒体重复的北京地下空间居住人口的数量。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普通地下室23000多处，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米，实际居住人口16万多。而在北京市民防局，人防工程面积和居住人口数量，是一组“涉密”的数字。
就算是16万，也是一座小城市的人口了。这些与我们同在北京的人们，怎样“地下”生存？怀揣哪些梦想？带着这样的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基层“接地气”到了地下……
地下旅馆
徐丽莎被告知每天只能洗一次澡。
这个来自哈尔滨的姑娘，住在北京西城区新开胡同一家地下旅馆。老板脖子套着大金链，也是东北人，8年前承包了这家位于北京二环内的旅馆。
这家地下旅馆管理“严格”，除了登记身份证，晚上还要查房，那个和洗手间互相串味儿的浴室，由“大金链”亲自管理。
楼上就是北京某单位公房，这里距离积水潭医院不到一公里，徐丽莎想彻底治好让她痛苦不堪的腰突。
那些来京求医、实习等要住上一阵却要掰着指头计算花销的人们，想必会感谢有些脏乱却廉价的地下旅馆：便宜的一晚一床30元，奢侈的住单间也不过一百出头。
在二环另一边的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拥有亚洲顶级的专家，这里每天要完成20例手术，饱和状态下400位病人在苦盼医生为他们“妙手回春”。大量病患涌入，让医院旁边的天坛南里小区俨然成了城中村。轮椅、拐杖、寿衣、发票、楼房、平房、地下室……或租或买，应有尽有。
来自浙江诸暨的小镇姑娘杜宇丽已经离开了这个庞杂的城中村。过去3年，她有3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度过，3次在这里接受垂体瘤开颅手术。
第一次，瘤体被切掉一半，右眼几乎失明。第二次切除不太成功，半年后第三次开颅。
“大夫说已经尽力切了，可核磁共振出来还有一小块儿。还有人告诉我，瘤体要是完全切除，人也就没了。”第三次手术之后，父亲杜明变得焦躁不安。一次手术前后要花掉7万元。
父女两人每次都住在离医院不到300米的天坛南里西区一个地下旅馆。每天60元，两床一柜，可以做饭，不能洗澡。旅店没有名字，入口处贴着联系电话，拨通后一个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很快从旁边巷子里出现。她手里还有平房可以出租，每间80元。
房间位于半地下，透过小窗户，能看到外面路人的小腿。隔壁住着一家餐馆的服务员，公共厨房的灶台已结起厚厚的油渍，老杜皱着眉头给女儿烧了一个菜。
20岁的杜宇丽留着板寸头。为了尽快让大夫安排手术，每天搬个小马扎坐在大夫办公室门口。毕竟，这里有人入院不到一周就被送上手术台，有人在病房门口躺了3个月也没人搭理。
杜宇丽喜欢看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这是一款常让观众觉得自己比选手聪明的百科知识问答节目。最终获胜的答题者将带走丰厚的奖品。杜宇丽回到学校的愿望非常强烈。老杜打算以后自己给女儿做针灸治疗，为此他阅读了不少资料。事实上，老杜每个月3000元的工资，加上妻子经营小吃摊的收入，很难再来北京进行手术。
旅馆门口属于一位王姓菜贩的“地盘”。她在地下室楼上租了一套两居室，自家三口人挤一间，另外一间租了出去。城管时不时过来巡查。王姓菜贩能在15秒之内将菜摊“打包”并快速消失在巷子里。
一对老夫妇，因为城管拉走了他们用来给儿子占车位的旧椅子，和城管激烈争吵起来。社区民警、街道干部闻讯赶来。邻居们借机抱怨小区道路成了医院停车场，停车费却和他们无关。
开发商老戴是住在北京地下旅馆的另类。
老戴到北京上访，排了四小时队，只和接访人员谈了一分钟。天色已晚，一位裹着白色围巾的年轻女子热情地迎了上去。老戴被带到天坛医院往西4公里的开阳桥附近一家地下旅馆。位于北京南二环边上的国家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室在这家旅馆和天坛医院的中间位置。
旅馆暖气给得很足，老戴冻了一下午的脸变得红一块白一块。他说自己借高利贷被人下了套，赢了官司却要不回钱……说到某些人的名字，老戴激动地吐着脏字，盐城口音越来越浓重。
地下旅馆住一晚上50元，不及开发商一包烟钱。他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准备将就一晚就走。“白围巾”是旅馆的业务员，她极力挽留老戴，建议他去中纪委试试。她还成功推销出一项“增值服务”——300元把信访材料上传到最高检网站。
3个河南口音的中年男子在旅馆里住了一个月。晚餐时间，桌上摆起香蕉、啤酒和方便面，烟头插满了烟灰缸。“白围巾”还想再安排一个人住进去。
室外气温降到了零下5摄氏度，“白围巾”不停地哈气搓手跺脚，等待下一个住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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