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年祭:记者重访1937年冬南京大屠杀现场(图)

　　多年后——遗骸､哭墙､记忆

　　伍正禧在安全区住了一年多才回了家｡但是回家后也不安生｡“日本人常来串门,我们就躲到地窖里,出来一看,家里什么好东西银镯子手表的全被拿走了｡”

　　他最开心的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那时他家的茶楼已经恢复了营业｡在照顾生意的时候,他听到日本药店里收音机里一个男声正在说着什么,语速缓慢｡

　　“突然我看到日本人都跪下了,整个弄堂都跪满了人,一打听才知道是日本人投降了｡”伍正禧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端饺子时都笑容满面｡“客人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鬼子投降了｡”他说｡整个店里沸腾了｡

　　不到20分钟,他就听见外面有人放炮,而日本人的店铺都关了门｡中国警察告诉他们不要再去打扰那些日本人了｡

　　常志强记得的是:“后来日本兵没有吃的了,有十五六岁的小兵,脱下衣服趴在墙头上跟中国老百姓换吃的,有的老太太就把烙饼给他们｡”

　　日本投降后,一部分日本兵切腹自杀了,一部分回国了,也有一些小兵就留了下来,被当地百姓收养了｡

　　幸存者们还记得南京审判时的情景｡“谷寿夫受审,法院外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站不下的人就站在街上,喊着‘杀!’”常志强说｡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执行枪决,途中再次经过中华门,那个他曾经耀武扬威进入南京城的地方｡

　　时光荏苒｡昔日的少年都已成了耄耋老人｡

　　每年12月13日,常志强总会独自一人回到亲人遇难的地方去凭吊｡现在那里成了居民楼,但是挂着“小王府园”门牌的小巷子还在｡沿着这条一百多米长的小巷子走到拐角,常老指着一个楼房低声说:“那里就是我一家人被刺死的地方｡”

　　伍正禧的爷爷葬在了五台山｡那里曾经是一片荒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有房子,后来还修建了一个体育场｡体育场不远处现在立起来一个碑:大屠杀遇难者丛葬地｡他家是回族,因此没有烧纸的习俗,但他以前会到清真寺请阿訇为逝者念经｡

　　伍老家的茶楼在文革时公私合营关掉了,那个地方现在成了一个手机卖场｡他家住的丹凤新村小区仍是77年前老宅的原址,距离卖场只有一两百米｡每当傍晚,从他家的窗口可以看到南京城霓虹闪耀的繁华景象,这些是他在那个血腥的年代不曾奢望过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1985年落成开放的,馆址选择南京城西南的江东门,因为那里也是当年日军大屠杀的一处主要地点｡

　　“但是当时只知道遇难者埋在那里,并不知道具体位置｡”段月萍说,“后来在扩建中,工人们挖地基时发现了大量的骸骨,才知道原来丛葬地就在纪念馆的位置,也算是天意吧｡”

　　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些遗骸,上面位置不同的伤痕向参观者展示着他们生前各自遭到了什么样的凌辱与虐杀｡

　　2007年,纪念馆前增加了几组雕塑,有母亲抱住死去的孩子仰望苍天,有老人抱着死去的孙子欲哭无泪,有丈夫扶着受辱的妻子痛苦不堪｡其中,一组很令人震撼的表现了一位倒地的母亲挣扎着用最后的力气去给哭叫的小儿喂奶,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在无助地哭泣｡常志强知道,那就是他｡

　　最让幸存者们感到欣慰的是纪念馆里一面长达70米的哭墙,上面能够找到一万多个遇难者的名字,常志强和伍正禧可以到那里去纪念自己的亲人｡

　　然而,更多的遇难者的名字并未被刻上｡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找到了当年参与的社会慈善团体有崇善堂､同善堂､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埋尸记录以及其他物证,各慈善团体收尸19.8万具､市民掩埋队收尸4.2万具､伪区政府收尸6000具,扣除交叉统计部分总数达到24.6万具｡

　　除掩埋的尸体外,他指出,日军为掩盖其罪行,还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毁尸灭迹,因此还有数万具遗骸,可能永远无法找到｡

　　但是这并不影响南京的百姓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

　　在草鞋峡,经常在那里跑步的马国斌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听人讲南京大屠杀的事,也自己去过多次大屠杀纪念馆｡“这段历史永远不应该被遗忘｡”他说｡

　　在那里遛狗的51岁的王磊也很主动地给记者讲起当年的事,他的爷爷曾经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并幸存了下来｡“他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因此没有说更多的细节｡”他说,“但是他告诉我们,日本人曾经犯下了各种暴行,不可原谅｡”

　　他也把这段历史讲给了自己的儿子听｡“现在他工作了,将来他肯定也会告诉他的孩子,这个城市曾经有过那样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