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埃博拉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赴尼日利亚执行任务，向你们致敬”
8月底，一队“猎人”再次整装待发。这一回，他们的目的地有些特殊。
在他们离开北京前，刘冬特意编写了一条长长的微信，发给所有参与行动者。
“赴尼日利亚工作组各位兄弟，你们在埃博拉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赴尼执行任务……我向你们致敬！”
那段时间，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新闻每天在媒体上连番滚动，尼日利亚正是疫区之一。作为“团长”，经侦局警官戴涛（化名）对即将踏上的旅程已有心理准备。
在这支队伍里，除了经验丰富、业务能力极强的戴涛，还有从地方抽调上来的钱松（化名），以及数名协助办案、押解的地方警官。
接到通知的时候，青岛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薛金永（化名）第一反应是“服从”，甚至还有点儿喜悦，因为“这样的任务可不是谁都有机会去”。
接下来，这位有硕士学位的警官认真地检索了一下有关埃博拉的信息。“接触传播”、“飞沫传播”……“这些词儿太吓人了”，但薛金永更担心的是，自己正在感冒，万一发热，肯定上不了飞机。
从抵达北京到出发有两天时间，他同时服用4种感冒药。但真正到了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时，先倒下的人却不是他。
觉得脑袋发闷，身上发冷之际，薛金永的同事孙鹏（化名）开始害怕了。这是他们到达的第二天，下午6点50分，孙鹏的体温高达39.5摄氏度。
“N年没发这么厉害的烧了！”这个身高超过190厘米的大小伙子倒在床上爬不起来。消息从尼日利亚传到北京，连同刘冬在内，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使携夫人去探望，大家把携带的药品全部集中到他的房间。
一确诊，大家松了口气，孙鹏其实是得了疟疾。但“情报”不等人，戴涛将他留在首都，领着其余“猎人”飞赴另一座城市拉各斯。
此时，当地突发华人遭抢劫绑架案，气氛“恐怖”。而“狐狸”老李又特别警觉，行踪难觅。此外，他住的高档公寓，门卫森严，“猎狐”的脚步似乎被卡住了。
突破这一关卡的，是薛金永。他想方设法，从当地一位做生意的女士那里，获取了“狐狸”的行踪。
“年轻人有他们的特点。”雷鸣说，他们能吃苦，对工作充满激情，思路也比较灵活。但赴海外“猎狐”的年轻人不能止于此，他们还必须熟悉案件，具有办案经验、较高的外语水平和综合素质。
在这些年轻人所在的大办公室里，除了大箱大箱案卷资料和黑漆漆的办公电脑外，随处可见巧克力、饼干、五颜六色的便笺和最新式的电子产品。
刘冬一来，男生们呼啦啦拥上来围住他。在这里，局长可以被称为“冬哥”，加班吃泡面的时候，还会被“小伙伴们”抢走火腿肠。
到了需要的时候，女生也得当男生用。根据规定，如果嫌犯是女性，那么，押解人员中必须有女性警员，石玫（化名）就执行过两次任务。
7月，这位原本负责宣传工作的女警被抽调到“猎狐2014”。不久前，她自己带队，从泰国带回一名女性嫌犯。
嫌犯年纪只有二十出头，但涉案金额达几千万元。在与她见面时，石玫像个大姐姐。
“你怎么样呀？好好跟我回去，有情况就跟我们说！”她的亲切和细心完全打动了嫌犯。在和泰国警方协调工作时，这个泰语很好的女孩还主动担任了石玫的翻译，“说的都靠谱，没有乱来”。
尽管海外追逃工作常常很艰苦，几乎都是男性唱主角，但在石玫看来，这次“押解”多少让她有了多年来一直想尝到的刑警滋味。如今，她还想挑战更有难度的缉捕任务。
“论头脑，女性不输男性。”皮肤粉嫩、眉眼清秀的石玫裹着藏青色夏制警服，留着短发，显得自信而英气。这位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说：“女性有男性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捕捉心理活动更到位！”
“回来吧，自首对自己有好处。要不，‘猎狐’也迟早会找到你”
几个月前，在“猎狐2014”电话会议上，刘金国副部长曾强调：“一些外逃嫌疑人还牵涉腐败犯罪，（他们）能否到案直接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我们确实抓了不少贪官回来。”刘冬表示，“你怎么界定贪官？在老百姓看来，以权谋私就是贪官！”
近几年“猎狐”行动带回的，有潜逃境外14年的原某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行长余国蓉、中国海运（集团）韩国釜山公司原财务经理李克江，还有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主任高山等。
因为在境外追逃方面有比较成熟的做法和有效渠道，所以“猎人”们不仅要承担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犯罪在逃嫌疑人的缉捕工作，也要协助配合有关部门追捕在逃腐败分子。
“猎狐2014”刚加入的新成员、经侦局一处处长杨文（化名）表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经济犯罪往往也高发多发。
“比起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经济犯罪具有隐性的特点。比如骗了银行几个亿，十几个亿，老百姓往往感受不到。可在大街上抢个钱包，可能几百块，就会引起强烈的公愤。”
这位法学博士又解释说，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影响破坏经济安全最直接、最危险、最极端的表现之一，就是经济犯罪。
“人少任务多。”刘冬低着头，两条浓眉拧在一起。一边说话，他和文小华一边刷刷地签文件。整整一下午，送到桌边的文件从未间断。
但这位“猎人”的“头儿”其实心里特别高兴：“今天65个了！”话音未落，一旁的“新闻官”石玫猛然转头，瞪大眼睛看着他：“我怎么不知道？早上不还是60个吗？”
9月8日下午，刘冬带着文小华和雷鸣，特意到机场迎接从尼日利亚凯旋的戴涛一行。雷鸣准备了一束鲜花，而刘冬准备了满肚子的“慰问和表扬”。
“太难了，每个环节都遇到困难，下次我再也不去了！”戴涛刚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上次从非洲回来，我也这么说的。”
一路上，警官们也尊重抓捕对象的权利，嫌疑人老李的隐私被保护得很好，他并没有在满飞机的乘客面前被戴上手铐。
穿过首都国际机场宽阔亮堂的航站楼时，他走得很慢，不时四处张望。
“太久没回来了，也太想回来了，发展得真好。”他说。
根据刘冬的介绍，大部分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在海外的生活并不如意。他们不敢与朋友交往，不敢光明正大地露面，整日担心被捕，惴惴难安。如果有人想通过“洗钱”，来处理违法得来的赃款，那么更可能受到当地警方的严厉打击。
在已经到案的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中，被“猎人”做通思想工作、接受“劝返”的人也很多。“回来吧，自首对自己有好处。”刘冬说，“要不，‘猎狐’也迟早会找到你。”
在被移交给山东警方之前，老李问身边的老乡薛金永：“今天就回到青岛了，晚上能吃口蛤蜊吗？有月饼吗？”
即使是“紧张激动到说不出话”的老李，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天，正是中秋节。
10年逃亡，对比刘冬手机里的旧照，老李的头发白了，苍老得“脱了相”。他已经年迈的父母都在老家青岛，已久未谋面。
薛金永笑了笑，没有答话。老李忽然低下头，自言自语道：“差点儿忘了，我是个通缉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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