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某正全神贯注地操作赌博机器，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进入“猎人”的“瞄准镜”。
第二天，在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的全力协调和动员下，乌干达警方出动警力，按照工作组提供的线索，直接在赌场将李某抓获。现场没有枪声，没有混乱。在这一次武力和智力的角逐中，后者完胜。
3天后，李某被押解回国。至此，一起公安机关追查4年，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非法集资案，犯罪嫌疑人终于到案。
“经济犯罪一大特点就是高智商犯罪。”刘冬说。这位副局长紧接着就露出自信的神色，“没关系啊，我们就用高智商的警察，来对付高智商的罪犯。你纵是博士逃犯，我自有博士侦查员！”
当武文回到北京家中时，夜已深，家人都已入睡。这位“硕士侦查员”非常想念刚满4岁的孩子，便穿过走廊朝孩子的房间走去。但突然之间，他的脚步停住了。
他差点儿忘了，自己刚从非洲回来，也许会携带什么病毒。
隔着一道门，这位年轻的父亲静静地待了一会儿，想象门后的幼子，在熟睡中露出甜美笑容。此外，他心里还有一丝歉疚，那就是在自己飞离北京的那天，父母也刚从老家飞抵这座城市。同一时间，儿子走，父母来，未曾照面。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五年十年
刚回到北京的雷鸣（化名），脸上和胳膊上还留着和东南亚阳光亲密接触的黝黑肤色。
不久前，这位警官在泰国逮住了一条“大鱼”，一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亿元的犯罪嫌疑人，其受害者接近1000人。
这是一场大战，也是一场苦战。
“战斗”拉开序幕前，“猎狐2014”行动组得到情报，嫌犯在泰国清迈出现。
“锁定的位置是一片大学区，并不精确。”雷鸣回忆。那片区域有三到四平方公里大小，密集的住宅和租屋中生活着上万人。在那里找一个人出来，“就是大海捞针”。
但雷鸣非要捞起这根“针”，只有“地毯式”搜索这一招可用。
由于沟通协调顺畅，泰国警方先后出动30多名警员协助。“一手地图，一手照片”，中泰两国的“猎人”骑着摩托车出发，挨家挨户地排查。
此外，雷鸣还推测出几个疑犯可能出现的场所，单派一支分队协助泰国警方一起日夜蹲守。
两天两夜之后，疑犯出现了。在一家商场里，“狐狸”和“猎人”碰巧登上同一处扶梯，一个上，一个下。
就在那短短几秒，“猎人”的反应平静极了。他们立即随同泰国警方上前盘问，迅速确认了逃犯身份，并立即前往其住所，缴获价值250多万元的赃款赃物。
“这个‘运气’是建立在科学合理用警和艰苦摸排基础上的，偶然中其实有必然的因素。”雷鸣回忆收网的过程，显得非常严肃郑重。他很感激大使馆的努力和泰国警方的协助，但最令他感慨的，其实是“海外追逃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坚持。
他记得在一次公安部有关境外追逃的会议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刘金国说过一句“无论天涯海角，无论五年十年”。很多嫌犯的最终落网，就在于公安机关始终盯着案子，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新线索。
“ ‘猎狐’不是刚刚开始，它其实一直都在进行，并且从来不曾停止。”刘冬说。从有经济犯罪的那一天起，就有了在逃犯，也就有人向海外逃，针对他们的缉捕也随之开始。1998年9月，公安部成立经济犯罪侦查局。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已先后从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疑人810余人。
2013年，公安部针对东南亚地区，部署了第一次集中的“猎狐行动”。经过40多天的前期工作，收网时只用了10天，就带回10名在逃嫌犯。
这次巨大的成功来源于改变。此前，境外追逃大多是通过开展国际警务合作，交流方式也多是文件往来，效率不高。但“猎狐行动”的理念和实践则让“猎人”们感受到了“主动出击”带来的明显效果。“开创了境外追逃的先例。”
进入2014年，伴随着反腐重拳屡出，“猎狐2014”行动出鞘。
此外，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警务合作也越来越顺畅。
“什么罪犯，值得你们公安部的人追到这儿？”去年在马来西亚，一位警察局长问参与缉捕行动的雷鸣。
那起案子其实并不大，针对的也只是一名公司负责人。但雷鸣告诉那位局长：“不管案子大小，只要该抓，再远的地方我们也会追过去。”
这位警官毕业于上海财大经济法专业，还在英国攻下法学硕士学位。他说话爱皱眉头，语速极快，陈述总是分成一二三四点，要么并列，要么递进，从不打磕绊，逻辑感十足。
他曾在银行工作，当被问及从身在“华尔街”到戴上警徽有什么变化时，30多岁的雷鸣笑嘻嘻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他手指所及之处，黑发中夹杂着醒目的灰白发丝。
他说自己有两个字，用来对抗当前工作的重压，在他汇报工作或是讲课时，这两个字总出现在PPT的最后一页：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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