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10分钟，一群孩子就抵达了永宁寨村和庄窠村的交界路口，遇见另一群在村口玩耍的同学。算上晓辉，一共12个孩子，都聚集在了永宁寨村委会前的空地上。
9岁的军军和晓辉同班，这个“成绩还不错”的男孩，平时还是班里值日组的组长，他的英语最近考了97分。他和晓辉的座位只隔一排。在教室门口贴着刻度的绿色卡通长颈鹿身高表上，两个孩子都“到鹿耳朵的位置”了。
在做笔录的时候，瘦小的军军，让刑警大队的警察们觉得“也只是个孩子而已”。“他们都打，我也只能跟着打。”11个孩子里，超过半数都说出了类似的话。
那天下午，“怕自己不合群”的军军，混在一群孩子当中，朝着平日里关系还不错的同学晓辉身上踹了几脚。不知是谁，把矮小的晓辉一把推倒，晓辉的脑袋一下子撞在了地面上。
“他家里没大人，打他也不怕。”一个孩子说着。
在数年前，晓辉的母亲就抛下了丈夫和儿子，“不知道去了哪里”，而晓辉的父亲则常年在外地打工，好几个月才回村里一次。晓辉常年跟年迈的姥爷住着，至于他平时在村里是不是受孩子们欺负，家里人都“不清楚”，“没有听他说过”。
“或许是吓的，他不敢告诉家里。”父亲张千眼睛里布满血丝。事情发生后，他一度后悔得整宿睡不着觉，如果自己没有外出打工，甚至能早几天回来，或许就不是这个结局。
事实上，11个孩子中的大多数，都是跟晓辉一样的留守儿童，有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有的只有双亲中的一个在外面。
读五年级的东东，领着跟自己同班的其他5个孩子打了晓辉，其中有4个都是留守儿童。剩下的那个，其父亲“前几个月刚从外面打工回来”。当地外出务工的村民，大多跟张千一样，在建筑工地做小工，还有一些在县城摆摊做小生意。他们的儿女都在柏树乡中心小学上学。
这个乡有20几个村，但每年只有三四个学生能考上大学。
“上完初中，成绩好的就上高中，不好的就混社会呗。”据一名当地干部说，近些年来，“年轻人的习气不如以前了”。许多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不上学了，不好好种地，也不好好打工，而是“让家里养着”。
而那些“家里没大人”的孩子，“长期没人管，平时就在外面乱跑，被环境带坏了”，一个村民试图总结悲剧发生的原因。
但这些似乎都无法解释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
东东、军军，还有其他晓辉能叫上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孩子，就在永宁寨村委会前的空地，对着年龄最小的晓辉，你一拳，我一脚，有路过的村民看见，晓辉的头发被拽起来，头狠狠磕在地上。
最后，孩子们抬着晓辉，往村委会后面的玉米地去了。
打人的孩子们家里都已经大门紧锁，东东家的小卖部关了门，据说东东被送到了亲戚家
最终发现晓辉的地方，需要从玉米地再绕过一堵呈直角的土墙，周围都是树和杂草。晓辉身上盖着一件紫红色的校服，已经陷入昏迷。
两天后，他在医院里死去，死因是“颅脑损伤”。
7月，晓辉的尸体还安置在停尸房。11户人家里，那些在外打工的父母纷纷赶了回来，现在，这些孩子们总算“都不是留守儿童了”。
几个有手机的孩子，手机都被父母收了回去。电话打过去，一个语气紧张的母亲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其中庄窠村和永宁寨村里的那几家，这几天已经大门紧锁，连大人带小孩都不见了。柏树村里，东东家的小卖部也关了门，据说，东东也被送到了亲戚家。
几个孩子的QQ签名，出乎意料地相似，“兄弟在一起”、“兄弟一生一世”、“兄弟们再见了”、“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班主任老师解释说，学校正打算给他们安排补考。
“都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我们不能把他们控制起来。”刑警大队的队长反复解释着自己的无奈。
“他们能知道自己错了吗？”一位村民皱着眉头嘟囔。当地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感慨，该对这些孩子“加强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张千觉得，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自己“不懂法律”，弄不明白为啥“打死人不用负责，那几个孩子都好好地回了家，该吃吃，该玩玩”。县政府安排了一名律师免费给他提供法律援助，但这位绝望的父亲，即使是听完律师的解释，也还是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
他从儿子的田字格作业本上撕下来一页，列下11个孩子及其家长的名字。这张薄薄的纸，脆得好像稍微一用力就能戳破。张千攥着这张名单，坐到了村西口东东家的小卖部门前，但最后还是被其他村民劝了回来。
晓辉的几双鞋，还整整齐齐码在家里的墙根底下，张千只要看一眼就会红了眼眶，但他“不舍得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
“爸爸，我也很想爸爸，爸爸您几月几日回家呢？爸爸回家的时候给我买一些吃的，行吗？还有在（再）给我就买一瓶饮料，行吗？”
这是两个月前，晓辉给远在天津的张千发的短信。在那之后，这个不知怎么把手机弄丢了的孩子，再也没机会跟自己的父亲说一句话。
（文中未成年人晓辉、东东、军军均为化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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