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案死者父仍用儿手机 求情信令其焦虑(图)

　　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

　　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

　　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

　　等待二审的黄洋父母 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

　　法制晚报讯(文并摄/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复旦投毒案受害者黄洋离世一年后，他生命的痕迹并未消逝。

　　其父黄国强随身带着两部手机，一部是儿子黄洋生前用的，一部是他生日时黄洋送的礼物。妻子杨国华用的则是儿子上大学时的首部手机，尽管它的胶皮已脱落，粘着胶布。

　　白天，杨国华会戴着黄洋给自己买的助听器买菜、做饭和散步。夜晚，她只有在用黄洋的手机上微博看一阵新闻后才能入眠。

　　“可能下半辈子，黄洋都很难从我们脑中抹去了。”杨国华说。

　　求情信事件让黄国强夫妇刚平复的心情再起波澜。他们不知道，那封附有177名复旦学子签名的求情信是否会动摇一审凶手判死的结果。等待二审的日子里，忐忑和焦虑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日前，《法制晚报》记者前往四川荣县，采访了黄洋的父母。

　　生前遗物 仍被家人悉数保存

　　主卧有些昏暗，靠墙的书架三层都塞满了书，最下层是托福参考书和医学影像，中间摆着人物传记、财经书籍和基本还未开封的小说集，《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工具书被码在最顶层。一块橙黑相间的“swatch”男表被装进一个透明的塑料球里，摆在书架二层，主人已去，指针仍在走动。

　　次卧在主卧对面，床头柜上立着黄洋高半米的遗像。照片里的他着黑西装、白衬衫并打着领带，双手抱于胸前，面露微笑。在一旁的玻璃花瓶里插着几枝花，已近枯萎。

　　几个月前，家人将黄洋在上海的书籍、衣服等遗物打包，用11个纸箱运回家中，它们共同成为黄洋的生命在家中的延续。

　　除了一台27寸的老式彩电和冰箱，家里再无其他像样的家电。客厅通风性差，59岁的黄国强进门后的首件事就是打开风扇，塑料扇叶转得“呜呜”作响，憋闷终于得以缓解。

　　这是四川荣县县城西北一处近30年前建的老楼。上世纪90年代，黄国强用2万元买下了楼里的一套房。80平米的屋子被分割为三室一厅，光线昏暗，却干净整齐。

　　黄国强和小他一岁的杨国华，每天就在这里等待着二审。

　　清晨5点一过，杨国华和老伴就会醒来，每晚五六个小时的睡眠，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睡觉一直在做梦，都挺乱。”

　　杨国华并不急于起床，而是用黄洋的手机上微博看新闻。黄洋去世之后，其微博和微信密码虽然无人知晓，但仍可通过手机自动登录。这让黄国强夫妇可以从儿子生命的痕迹中获得些许慰藉。

　　夫妇二人目前都没有工作。2006年，在荣县盐场工作了12年的黄国强下岗。由于毕业于荣县中学的黄洋成绩优异，学校领导为黄国强安排了一份宿舍管理员的工作，月薪1000元。黄洋去世之后，黄国强忙于后事和诉讼，只好辞职。

　　曾在荣县附城区供销社任会计的杨国华下岗更早。2000年，杨国华赶上供销社改制，加之身体多病，从此再未工作。

　　杨国华每月1500元的养老金，是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但她却很是乐观：“等两年老伴也能拿退休金了，生活不成问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