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男子坐牢3143天后真凶落网 获赔150万元(图)

　　值得注意的是，邓苏元获赔的8740.95元里，有5000元是精神损害抚慰金。李文献的运气差些，由于他的案件生效判决在新《国家赔偿法》实施前，只能适用旧《国家赔偿法》，而旧法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说。

　　可有了此说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难以量化。马怀德说，该标准由法官自由裁量，根据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参照上级法院或其他法院的判例，来确定相对合理的赔偿标准。

　　一位行政庭法官对此表示，他们日常即参照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民事一般最多赔偿4万元。”

　　不过，胡大宽代理案件时发现，各地法院对此认识并不一致，有时，同一法院内部也因承办法官有不同理解，所作判决结果也相差甚远。这使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据马怀德介绍，广东等省已确定一些精神损害赔偿的要素、大致标准，有的地方精神损害赔偿已达50万元。备受关注的“张氏叔侄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度达45万元，被媒体视为“破司法实践纪录”。

　　事实上，制定标准的紧迫性在前述43个案例有所体现。近三分之二的受害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最终支持的数额，约占受害人申请精神损害赔偿总额的8%。

　　另有一点值得肯定，该样本中，裁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绝对数额，也从2012年的5000元，上升到李桂银案的15万元、李怀亮案的20万元。

　　谁来裁判，谁可能“过问”

　　河南某中院一位人士介绍，一些中院裁判国家赔偿案件通常分两条线，一是行政庭负责的行政赔偿。行政庭无专人负责行政赔偿案件，所有法官接到案件几率均等。

　　二是由赔偿办公室受理申请的刑事赔偿。有的中院赔偿办公室负责人由其他业务庭领导兼任，行政庭也会有法官出任赔偿办成员。但是，刑事赔偿不需参加庭审。

　　在马怀德等国家赔偿法起草者看来，法律规定由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且其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类似听证，已能兼听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双方各自的诉求。

　　据媒体报道，曾有人主张刑事赔偿通过庭审进行，但反对者认为，“实践中90%的刑事赔偿是羁押赔偿，这些案件都有完备的法律文书，书面审理即可迅速查明，何必再走那熬煞人的诉讼通道。”

　　这些裁判有时也会被“过问”。一位曾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法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涉及当地重大工程、龙头产业，与之相关的土地、环境等行政赔偿问题有时会由政府法制办反映给当地领导，“领导过问案件，问‘你们怎么受理了’、‘怎么处理好’，问法院几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这是体制问题。”

　　另一些需要请示的，还有涉及群体性事件等案件。

　　律师胡大宽表示，他代理的一些案件中，国家机关并没有重视当事人的申请，没有主动提出协商，也不承认其行为存在违法。

　　马怀德坦言，国家赔偿是一种要由国家承担责任的制度，国家机关多少还是有抵触情绪。尤其是公务人员，或许会觉得都是在履行公职，为什么还要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刑事赔偿中，对于结果责任原则承担的赔偿责任，他们无法理解。”

　　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各级财政要将国家赔偿经费列入预算。马怀德介绍，几年前，全国法院、检察院各级财政支付的国家赔偿金额在1.8亿元左右，各地有多有少。

　　对于一些法官来说，现有体制让其不得不考虑“平衡”的艺术。一位行政庭法官透露，很多情况下，法官如果直接下判决，执行肯定没问题，政府不会赖账。但考虑各方面因素，有时不得不给一些机关台阶下，“如果政府真的做错了，我们不会姑息纵容，但是会调解，让政府也下得来台。比如和他们说，如果赔偿到位了，原告会撤诉。”

　　“这只是实现个案正义。但是，你不裁判，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这个案件消化了，以后可能还没有学会依法行政。它不认为是个错误，这次把这个错误缩小到最小范围的影响，就不能警示其他机关以后不犯这个错误。”前述法官说。

　　马怀德坦言，国家赔偿制度实施将近20年，从整体上来讲，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实施相比，它还有很多困境，“从赔偿实践和案例来看，总体效果并不好。”

　　他建议，未来应该畅通国家赔偿的渠道，也要逐步调整信访这样通过行政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机制，让更多的赔偿纠纷能够直接进入国家赔偿程序中。

　　在河南一位法官眼里，能向国家要赔偿的公民都是很有勇气、很值得同情的。“有些问题是立法不完善，有些是法院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让我们法官夹在中间。虽然同情也想支持，但是还有些东西束缚我们。”

　　“我们考虑的问题，除了法律效果，还要兼顾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不过，我们最起码，能尽量考虑到弱势群体。”他吐露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