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或遇阻，赔偿较费时
河南某法院行政庭一位法官发现，国家赔偿案件中，不少原告法制意识不强，在法庭上言谈举止有时不讨人喜欢，“但是换换角度思考，人家真受了冤屈，法官不能有成见。”
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前述43个裁判案例显示，有32个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7个是公安局，两个是检察院，其余两例是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赔偿请求人不仅面对的是掌握公权力的国家机关，还要让其从口袋掏出赔偿金。不过，在43个案例中，仅7名当事人聘请了律师。
对于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大宽来说，他的一起“战斗”已持续多年了。1999年，他的当事人李文献涉嫌故意伤害被羁押，2003年，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
然而，超期羁押期间，李文献的生殖器被割造成六级伤残。并且，李有精神病史，按规定，本来就不应该被羁押。
胡大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初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当地基层人民法院多次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后来案件被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另一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案件这才进入诉讼程序。
胡大宽说，对于公安机关的监管行为是否违法、监管行为造成受害人的伤害范围等问题，一直是案件焦点。
不过，按照法律规定，只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才由赔偿义务机关提供证据，证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原因之一，就是几次审理都没有认定其精神病的伤害后果是监管行为所致，这也影响了赔偿数额。”胡大宽说，多年来，经过诉讼，获得的赔偿数额从少到多，慢慢增加，现在超过40万元。
时隔11年，李文献的赔偿诉讼还在进行。但这并不是跨度最长的赔偿申请。2013年，一位朱姓老人申请国家赔偿，为的是其上世纪70年代被以反革命罪判刑6年的案件。由于彼时尚无国家赔偿法，申诉被驳回。
一位法官并不讳言此间维权时间成本的巨大。“维权需要一定代价，正义迟到了，但不会缺席。但是，我们有时也感到很困惑。”
他曾了解一起计划生育超生案件，起因是一名婴儿在上世纪90年代被计生人员引产出生，导致先天残疾。婴儿长到20多岁后，母亲告当地政府要求国家赔偿。法官曾希望政府一次性支付，但政府表示财政负担不起。
最终的折衷解决方案是，政府以五六年为单位，分期支付给原告，此前已赔了20多万元，“有的是法院支持，但有些时间成本也没办法。”
不过，占国家赔偿案件另一半壁江山的刑事赔偿，则通常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
马怀德说，刑事赔偿中，赔偿义务机关通常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赔偿义务机关的上级机关都是上级法院、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这种情况如果用诉讼的方式，可操作性并不大。
“我们要求非诉讼的方式也尽可能地采用听证，或者类似听证的陈述申诉的方式，保证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他认为，客观效果上来讲，这跟诉讼还是比较接近的。
精神损害赔偿缺标准
受害人希望获得国家赔偿，但最终获赔多少钱，显然是“当理想照进现实”的尴尬。前述43起裁判案例，50名受害者申请赔偿共计1749.53万元，最终，法院支持了248.74万元。
在这当中，官员邓苏元无疑是反差最明显的。他申请国家赔偿240万元，获赔8740.95元，前后相差近300倍。
2005年，这位河南义马市副处级干部的命运一波三折。8月25日，他被刑拘，23天后取保候审。11月18日，他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4年后，邓苏元被宣告无罪，其副处级待遇随后恢复，单位给他补发了免职期间的工资。
在《国家赔偿决定书》中，上级法院对“工资及职务待遇减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万元”、“申诉交通住宿费及其他费用10万元”等请求没有支持。
法院的理由是，邓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实，住宿费、代理费没有得到支持并不奇怪，前述43起案例中无人获赔这类费用。
律师胡大宽认为，此部分费用也应当赔偿，“如果没有赔偿义务机关的错误行为，就不会使受害人出现为解决纠纷而产生的费用。”
在马怀德看来，请求赔偿过程中实际的耗费、预期利益损失等内容，均属于间接损失或非法定的、不确定的损失，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实践中多数不认可这类赔偿，但也有个别法院认可请求赔偿中花的律师费、材料费、交通费。”马怀德认为，这要交给法院去裁量，如果确实是为了获赔而实际支出的损失，且是必然的、必须的，也未尝不可。
但河南省一家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告诉记者，不少受害人举证不充分，只能由法院判断事件与损失间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土地、房产类案件，有的地块价值变动快，其损失在法律认定上需要权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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